楊鶴到陝西以後，雖然乾的是“大有爲”的活，但是“養元氣”的理念始終在影響着他。“大有爲”主剿，“養元氣”主撫，在他的內心深處，主剿和主撫兩個觀點一直在進行激烈的鬥爭。
很快，他思想的天平就倒向了主撫，因爲他有一顆仁慈的心。
楊鶴認爲，剿和撫都要花費大量的金錢，如果花在剿殺上，金錢一去不返，沒有什麼收益，而且殺人太多，上乾和氣。如果把錢花到招撫賑濟上，可以少殺人，可以幫助農民復業，農民安置好了以後變亂自然就會停息，**還可以徵收賦稅，一舉多得。
楊鶴的想法似乎很有道理，但他忽略了一個事實。
敢戰方能言和，打服了才能言撫。沒有強大的武力作後盾，所謂“和平”、“招撫”都是不牢靠的。
在民軍沒有被打服打怕的情況下，招撫往往會淪爲民軍敲詐勒索的工具和逃避打擊的權宜之計，招撫的費用也會變成一個無底洞。
因此，剿和撫的關係不能是並駕齊驅的，必須是先剿後撫。
像楊鶴這樣只會紙上談兵的腐儒往往離真理只有一步之遙。失之毫釐，繆以千里，這一步的距離，足以讓楊鶴跌入繆誤的深淵。
早在崇禎三年，楊鶴就己經高舉招撫的大旗，開始招降納叛，他和陝西巡撫劉廣生一起派出官員，拿着招安票牌，四出招降，以期不戰而屈人之兵。
招降活動最初取得了不錯的效果，王左掛、黃虎、小紅狼、一丈青、龍江水、掠地虎等一批民變首領前來投降。楊鶴、劉廣生髮給他們免死票，安插到“延綏之河西”。
然而由於安置工作不到位，民軍沒過多久就出現了旋撫旋叛的問題，這些拿着免死牌的變民造起反來更加有恃無恐，遣散於鄉村的降丁“淫掠如故”，到處騷擾禍害老百姓，被稱爲官賊。
於是一些官員紛紛指責楊鶴主撫不主剿，使局面難以收拾，但是崇禎皇帝對於招撫工作表示認可，多次指示要“相機剿撫”，崇禎四年初，崇禎皇帝派出御史吳牲帶着十萬內帑前往陝西賑災，並下了一道招撫賑災的詔書：
“陝西屢報饑荒，小民失業，迫而從賊，自罹鋒刃。誰非赤子，顛連若此！今特發銀十萬兩，命御史前去，酌受災處次第賑給。曉諭愚民，脅從歸正，即爲良民，嘉與維新，一體收衈。”
受到皇帝詔書的鼓舞，也爲了堵住悠悠之口，楊鶴加大了招撫力度，崇禎四年初，他策劃招撫了陝西境內勢力最大的民軍神一魁部，並掀起了一次招安**。
崇禎三年十月，在官軍的打壓下，陝西民軍向東轉移，王嘉胤、羅汝才、張獻忠、馬守應、李自成、蠍子塊等民軍主力渡過黃河進入山西，此後不久，延綏逃兵神一元糾集部衆造反，攻破新安、寧塞、柳樹澗堡等地，很快發展成爲陝西勢力最大的一支民軍。
崇禎四年初，神一元被定邊副將張應昌擊斃，其弟神一魁繼爲首領，隊伍繼續發展，二月，神一魁統衆六、七萬人包圍慶陽府城，並且分遣部隊攻克合水縣城，活捉知縣蔣應昌，一時聲威大振。
就在這時，楊鶴派出寧州知州週日強前往招安。也許是皇帝召書的威力和內帑的魅力起了作用，實力強大的神一魁竟然很爽快地接受招安，率領大小頭目六十餘人向楊鶴投降。經過一番隆重的儀式，最終神一魁等人在關帝廟宣誓改邪歸正，然後楊鶴宣佈赦免其罪，並授予其守備之職。
與此同時，御史吳牲帶着皇上的內帑來到陝西，同各地方**一起招撫放賑。很快，流浪在外的饑民紛紛回籍領取救濟。不少民軍首領也率部受撫。點燈子、滿天星、上天龍、田近庵、劉六、獨頭虎、金翅鵬、過天星、金龍、強虎、鑽天鷂、雲交月等一大批賊首接受招安，除了進入山西的民軍以外，留在陝西的各支民軍幾乎都接受了朝廷的招安。可見，皇帝詔書和內帑的力量，還是十分強大的。
然而，由於軍事壓力不夠大，招撫安置工作跟不上，災情依然嚴重等因素，招安並不能持久，很快，被招安的農民軍又重新造反。崇禎四年七月，獨行狼、李老砦攻克中部縣，先前己安撫的田近庵、惡虎、翻山虎、韓致山復叛響應。九月十八日，實力強大的神一魁部復叛，攻佔軍事重鎮寧塞，楊鶴撫局徹底破產。
九月二十三日，明廷下令將楊鶴逮捕問罪，同時任命洪承疇爲三邊總督，全力圍剿民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