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淩河戰後，明、金雙方就各忙各事，平行發展。皇太極在東西兩線招降納叛，崇禎皇帝則在東西兩線忙着平叛，兩人都有點應接不暇。
皇太極做得很成功，自己爭氣，加上運氣好，一路高歌猛進，輕鬆登頂。
崇禎的工作做得也差強人意，山東孔有德的“官匪”被趕到海里，西北的“土匪”也被趕入山中，民變第二代領袖人物高迎祥、蠍子塊、張妙手等人或死或降，形勢似乎有所好轉。
就在此時，明金兩條主線出現了一個交點。
皇太極稱帝后不久，就派阿濟格率軍入塞虜掠，時間在崇禎九年即崇德元年（1636）六月底。
後金這次用兵的目的仍然是爲了議和，方式是炫耀武力。
自從明金交戰以來，後金國內物質匱乏，通貨膨脹嚴重，原先以四、五兩白銀就能換取明朝綢緞一匹，雙方交戰以後，需用二百兩銀子才能換取綢緞一匹。
後金的議和，是想讓明朝解除對其經濟制裁，雙方開展貿易，後金可以過上較爲現代化的生活。
除此經濟目的外，在軍事上，後金上下也普遍認爲，即使攻入明朝內地，佔據一兩個城池，也很難守得住，因此對明朝的領土沒有野心。
議和是後金的最大政治。
早在崇禎五年後金征討察哈爾的時候，明金雙方就擦出一點火花。
在那次行動中，由於林丹汗早己溜之大吉，後金一無所獲，食物十分匱乏，士氣低落。爲了解決這一問題，皇太極臨時起意，突入明朝邊境張家口一帶進行敲詐。
皇太極致書邊境上的沙河堡守軍，要求將逃入堡中的察哈爾部衆人畜交給後金。信中寫道：“我是來征討察哈爾的，聽說我沒有收盡的人畜財物，被你們收取了，你們應當歸還我。”
沙河堡守軍破財消災，只好將躲入其中的察哈爾人畜盡行交出。
皇太極見狀大喜，向更高的目標——議和邁進。
他寫信給明朝大同、陽和、張家口、宣府等地守將，要求代爲奏請明朝皇帝准許議和，雙方開展互市，並將賞賜給察哈爾之財物轉賜給後金。
在信中，皇太極的態度十分誠懇謙遜，他首先表明了自己沒有野心，消除明朝的對立情緒：“我興師動衆，並不是想取龍位得天下”。
接着表達了好好過日子的想法，希望與明朝友好和平地進行貿易：“我真心地告訴你們，我小國人民，惟願兩國和好，財貨豐足，相互貿易，各安狩獵放鷹，以永享太平也。”
然後筆鋒一轉，與察哈爾爭起了骨頭：“今我己將察哈爾逐走，理應把給察哈爾之財物給我，察哈爾是邊外之國，我也是邊外之國，我們遠道而來，你們用什麼來賞賜我們呢？”
皇太極的意思是，明朝用給察哈爾的錢賞賜後金，損失的是察哈爾，對於明朝來講，錢反正是要給出去，給誰不一樣呢？不要因爲錢的事耽誤議和：“財物不論誰所有，終爲賞賜之物，勿以財物誤議和之事。”
至於雙方的政治地位，皇太極把姿態放得很低，表示“自當遜爾大國，爾等亦視我居察哈爾之上即可。”
雖然皇太極迫切地需要議和，但是明朝的守軍卻沒有權力與之議和，奏請皇上需要一個過程，遠水解不了近渴，皇太極也沒有攻城的本錢，只好拿着幾個糖豆悻悻離去，臨走之前也不忘恐嚇，將所帶火炮盡行施放。
哄走了皇太極這個瘟神，邊將暗自慶幸，繼續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沒人理會皇太極的議和要求。
這倒不是因爲衆將不願意議和，而是實在不敢。自從己巳事變後，議和就如同洪水猛獸，誰要是敢提議和，就是給自己找不自在，因此皇太極的議和呼聲，也就成了獨角戲。
此後幾年皇太極一直忙着收服蒙古，沒有時間找明朝算賬，崇禎九年，皇太極稱帝之後，後金力量空前膨脹。而此時的明朝仗着長城的保護，將屁股對着後金，依然不理不睬，爲了讓明朝轉過身來對話，皇太極君臣感到有必要往明朝又冷又硬的屁股上紮上一針。
六月底，清兵突破長城要塞喜峰口，然後逆時針方向圍繞北京城在京畿一帶攻掠，此時明朝上下正在專心致志地對付國內民變，幾乎忘記了北方的敵人，清兵突然入塞，明朝頓時陷入一片惶恐和荒亂之中。
兵部急調各地總兵率軍入援京師，兵部尚書張鳳翼爲了將功贖罪，自告奮勇請求出京督師，指揮各路人馬作戰。
然而他督師的戰績非常糟糕，寶坻、順義、文安、永清、雄安、肅縣、定興、安州、定州相繼失守，他不僅沒有將功贖罪，反而罪加一等。言官們彈劾他的奏摺像雪片一樣飛到崇禎的辦公桌上。
清軍一路克捷，張鳳翼固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明軍戰鬥力薄弱，有其體制機制方面的缺陷，不是張鳳翼一個人在短期內能解決的。
明軍的主要問題就是無法將所有兵力整合爲一個有機整體，組織大規模的集團軍野戰。表面上看明軍總兵力不少，但是力量小而分散。一旦有事，七零八落臨時拼湊起來，就像是用米漿粘在一塊的大堤，經不起巨大壓力的考驗，一旦敵軍使用奸細，容易出現蟻穴潰堤。而督師本人往往也是臨時任命的文官，沒有任何軍事背景，也沒有任何軍事決策能力。
一個外行的指揮官，指揮一個鬆散的軍隊，不吃敗仗纔怪。
這一體制形成於朱元璋時期，主要目的在於限制武將，防止武將擁兵自重威脅皇權。在和平時期這一制度在維護社會秩序，鎮壓小規模叛亂方面綽綽有餘，但是在戰爭時期無法應付大規模的戰事。
明代祖制深入人心，神聖不可改變。面對變化了的國內外形勢，崇禎和他的大臣們卻沒有與時俱進，改變己經落後的制度，崇禎始終從人事上找原因，寄希望於能幹大臣來解決問題，而如果問題解決不了，他反過來就對相關人員進行懲處。
終崇禎一朝，不停地換人，不停地殺人，成爲一道奇觀。然而問題不僅沒有解決，反而越來越嚴重。
由於上述原因，明軍沒有組織起象樣的阻擊，只能是被動的防禦，八月底，清軍撤退時，也無人敢進行截擊，只能是遠遠地跟躡，任由清軍攜帶俘獲的大批人畜物質，從容地從冷口出關東歸。
事件結束了，接下來就該追究責任了，事件的主要責任人兵部尚書張鳳翼和直接責任人兵部右侍郎、宣大總督樑廷棟自知難逃一死，不待皇帝抓捕就自殺身亡。
後來議罪，張鳳翼只是被罷免，他死得很虧。而當年曾上《請斬袁崇煥疏》的樑廷棟，在批評別人的同時，也把自己的後路堵死，實在是沒有苟活的理由。
斯役共歷時117天，清軍奏報：凡56戰皆捷，共克16城，俘獲人畜17萬。而《國榷》還記載了清軍撤離時的猖狂舉動：一路上敲鑼打鼓，大搖大擺，還砍木書寫“各官免送”四個大字，對明朝進行羞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