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這個位置實在不好坐，幹得時間越長，擔的責任也越多。作爲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萬曆生前死後，都十分悲哀。
萬曆小的時候被首輔張居正嚴厲管教，毫無自由；掌權之後遭到大臣們羣狼似的攻擊，連冊封一個妃子都會引來舉國反對，常常忍氣吞聲；在位期間趕上了一個又一個倒黴事，特別是女真人在他任內形成氣候，雖有“萬曆三大徵”的輝煌，卻留下“萬曆怠政”的惡名，背上“明亡於萬曆”的黑鍋；死後到了地下也不得安寧，他的陵寢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被髮掘，是新中國成立後主動發掘的唯一帝王陵；他還“有幸”趕上了“激情燃燒的歲月”，遺骨在*****期間被當作階級敵人的代表，被一把火燒成灰燼，這與被他開棺戮屍的張居正可謂殊途同歸，張老師如地下有知，不知當作何感想。
萬曆雖然倒黴，但並不是昏君，和歷史上大多數帝王一樣，有功有過，極其普通，跟“略輸文采”“稍遜風騷” 以及“只識彎弓射大雕”的那幾位沒法比，但和“此間樂不思蜀”“食肉糜餓不死”那幾位也沒法比。在滿清和東林黨的因素作用下，歷史對他的負面評價，可能言過其實，尤其是“明亡於萬曆”這口大黑鍋，確是他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明朝亡於萬曆，這己是史界定論，大衆共識，然而高度一致是不正常的，有分歧纔是正常的。這種說法過於籠統，有許多值得推敲的地方。
認爲明亡於萬曆，主要由於三點原因：一是萬曆怠政；二是黨爭興起；二是建州女真發難於萬曆末年，最終取代了明朝。
這些理由看上去言之鑿鑿，但只考慮了“質”的因素，沒有考慮“量”的因素，只有定性分析，沒有定量分析，忽略了量變到質變的道理。
萬曆朝雖然出現了問題，但這些問題從量上看，離亡國還有十萬八千里，遠不足以亡國，如果後人處理得當，這些問題都不是問題，萬曆還有可能憑藉“三大徵”成爲一代英主，問題是後人處理不當，這些問題就成了問題，也使得萬曆與亡國掛上了鉤，而被萬曆處理過的東林黨人殘餘勢力，乾脆把屎盆子全扣在萬曆頭上，讓他遺臭萬曆（年）。
相對而言，明英宗時期發生的土木堡之變，危機要嚴重得多，英宗本人被俘，北京城被圍攻，但由於繼任者處理得當，明朝沒有亡於韃靼，英宗不僅因此成功避免了“明亡於英宗”的怨咒，他的一些政績反而爲人們所稱道，比如廢除殉葬，釋放建庶人等等。這樣一比，“明亡於萬曆”之說就顯得很不公平，有事後諸葛亮之嫌。
這是其一。
其二，萬曆朝出現的這三個問題責任也不能完全由萬曆來負。
首先是女真人的問題。建州女真於萬曆末期發難，並在薩爾滸打敗了四路明軍。然而許多問題的產生都是長期積累，一朝發生的，不能簡單認爲哪個朝代出了問題，哪個朝代就負完全的責任。
女真人的問題是一個歷史遺留問題，明朝初年就開始引入並扶持女真人來對付蒙古人，爲的是彌補明朝初年軍事力量的不足，達到“以夷制夷”的目的，女真人經過不斷的遷移，在明代中期定居在遼東以北地區，明**很難對其進行有效的管理和遏制，女真人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到萬曆朝己經進入成熟期，出現問題有一定的必然性。
同時我們要看到，終明一朝，邊患問題始終存在，蒙古人的危脅比女真人時間更長、範圍更廣、危害更大，女真人的問題並不比蒙古問題更難解決。
薩爾滸之敗也不是問題，萬曆三大徵也都是先敗後勝，問題是——萬曆死了，他沒有時間去解決女真問題，這不是他的責任。如果假以時日，萬曆三大徵將會改寫爲萬曆四大徵。雖然萬曆留下了建州女真的問題，但是離亡國還很遙遠，後世仍有機會解決。後世沒有能力解決，這隻能由他們自己來負責。況且明朝亡於內亂，建州女真不過是坐收漁人之利而己。
其次是黨爭的問題。這與明代初年制定的言官制度有密切關係，並受到明代官場文化和社會關係的影響，問題發端於東林黨的成立。東林黨的成立導致政治生態失衡，引發連索反應，引起了朝臣們的爭鬥。萬曆對於黨爭的態度和處理方式並基本正確，黨爭是可以控制的，因此也不是亡國的理由。
由於萬曆的繼任者們沒有處理好這兩個問題，使得這兩個問題與亡國有一定的關係，但責任主要不應由萬曆來負，女真和黨爭的問題我們將在後面作詳細的介紹，現在先來看看第三個問題，也就是萬曆怠政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