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終明之世，內閣從制度意義上講，仍然不是宰相。它在編制上一直是臨時的，成員嚴格上講也都有自己的本職，人閣只是一種兼差。而且，六部作爲執行機關，在體制上並不隸屬內閣，內閣領導它們，事實上沒有法理上的依據，所以內閣和六部經常會出現摩擦。這個制度跟宰相體制最關鍵的區別是，天下的奏章不是先通過他們，而是由通政司首先送達皇帝那裡，再由皇帝批交他們處理，處理完之後，再返回皇帝定奪，用硃筆按閣臣擬的意見批下去。這裡，伺候皇帝筆墨的司禮監的太監（宦官），在皇帝比較懶惰的時候，往往會做些文章。所以，內閣的作用往往受皇帝個人性格與氣質的影響，取決於皇帝對司禮監太監的依賴程度，更取決於皇帝對內閣成員個人的信任程度。當皇帝比較開明，或者說比較懦弱，同時對閣臣又比較信任，對司禮監尚能控制的時候，對公務處理往往大撒手，所有奏章到他這裡只是過過手，例行公事，既沒有多少“留中不發”的事情，也不會對票擬有更多的挑剔。在這種情況下閣臣就有點像宰相了，權勢幾乎跟宰相沒有什麼區別。比如像幾朝元老的“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世宗時的嚴嵩，神宗前期的張居正等都可以說是沒有宰相之稱的宰相，擁有類似宰相的權勢，可以部分地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但是，反過來，如果上述條件不具備，那麼內閣的日子就不那麼好過，上面要受皇帝的氣，或者將重要的奏章留中不發，或者對票擬百般挑剔；中間要受司禮監的氣，怕他們在皇帝面前說壞話。司禮監在實際掌握了批朱權之後，事實上變成了“立皇帝”（皇帝身邊站着的皇帝），一舉一動舉足輕重，內閣往往得看他們的臉色行事；下面還要受六部等執行機關的氣，只要內閣所受的“恩寵”稍衰，權力頗大的六部就有可能乘機刁難，不聽招呼。
所以，內閣是宰相，也不是宰相，本質上依然是由於皇帝制度外的信任而私授權力的秘書班子。
2．司禮監的權勢消長與明代的宦官專權
所謂司禮監，原本是宮廷宦官的一個機構，負責宮廷的禮儀宴饗等事宜，在朝廷舉行重大儀式的時候，負責跟禮部和光祿、鴻臚寺等部門的協調。在司禮監的下面，設有秉筆太監，伺候皇帝的筆墨和茶水，原本只是皇帝的書童。正是這個秉筆太監，最後成爲宦官專權的一個關鍵環節。
明朝負責內宮事宜的機構叫內侍省，是管理宦官的衙門。由於下設機構主要是監、司和局，監的地位最高，每個監的主管稱爲太監，所以自明朝以後，宦官在習慣上被稱爲太監。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後2，對於歷代宦官專權原本是深惡痛絕的，曾經在宮中立下銅牌，上書宦官不許干政的禁條，而且爲了防微杜漸，他還不許太監讀書識字，並在實際的宮廷事務中，將太監嚴格限制在伺候人的範圍之內，嚴格限制太監的數量。但是，朱元璋皇帝做得久了，對太監的依賴逐漸增多，太監的人數逐漸增加，機構也就愈發完善。建文帝繼位後，一反其祖所爲，對太監嚴加限制。但是永樂篡位以後，由於在戰爭中相當多的太監站在了他的一邊，爲他提供了很多有用的情報，所以，自他起，太監的地位大幅度上升，原來的種種限制逐漸化於無形，連那個銅牌也被偷偷扔掉了。
儘管如此，這仍然不足以說明明代宦官專權的原因。明代的宦官專權，是歷朝歷代之最，開創了宦官制度上的奇蹟。這種專權，跟歷代的宦官專權有所不同，由於皇帝個人的信任和親暱，導致宦官權力溢出，明代的宦官專權是制度性的。其中的關鍵在於明代廢相以後，皇帝獨攬全部行政權力，但又無法完全應付。在這種格局下，下面來的奏章是通過通政使司首先送到皇帝那裡，再由皇帝親自處理或者交給閣臣提出處理意見，最後再由皇帝用硃筆形式上謄寫一遍，算是他親自處理了。這種政務處理方式，一頭一尾的關鍵環節。都要經過皇帝本人，皇帝一天不辦公，整個政務就要停滯。如果皇帝本人懶惰，又不信任別人，那麼身邊伺候筆墨的宦官秉筆太監就有機可乘了。
明神宗朱翊鈞是在老師張居正卵翼下，一個永遠長不大的孩子。張居正在世的時候，事事都由張師傅擺佈，朝政很有起色。張居正死後，反張的人們對張的詆譭和對皇帝的吹捧，喚起了神宗的“事業心”，他一面對死去的張居正追加貶斥，一面準備自己大展身手。可是，當他真的“乾綱獨斷”的時候，卻發現自己什麼都不明白，什麼事情也處理不好。他薄嫩的面子，使他不肯認輸，同時也不甘心像前任一樣，聽任宦官做立皇帝，結果是採取了縮頭烏龜的策略，乾脆稱病躲到後宮裡不出來，導致全國政務二十幾年停滯，所有朝廷重大事務沒人理會，刑部大獄裡裝滿了待決的犯人，朝廷各個部門和各地官員，缺員不補，六部堂官僅剩四五人，原來五十餘名的給事中，只餘四人，原來百員的御史，只剩五員，連內閣也只剩下一個人。大員遭逢丁憂（父母死亡），不敢不去職，奏報數十，也沒有人理會，只好自己走人。
跟有宰相的皇帝不同，即使僅僅謄寫一遍，皇帝的工作量也相當的大，因爲這麼大一個國家，日常的公務很多，遇有突發事件，公文更是堆積如山，加上朱家的後代往3往比較懶，所以，免不了要讓在旁伺候筆墨的太監代勞，讓他們替自己謄寫御批。開始的時候，太監代筆，皇帝還在邊上看着，久而久之，就聽任太監自己幹了。開始是票擬偶爾出現錯漏字，批朱的時候可以改動，後來則隨意添改，發下來都是皇帝的旨意，誰敢懷疑。劉瑾做秉筆太監時，居然經常把奏摺拿回家去，找幾個狐朋狗黨一起商量後再批答。（《明史》卷304《劉瑾傳》）就這樣，司禮監（主要是秉筆太監）就獲得了批朱權，與內閣的票擬權遙遙相對，但是，批朱權顯然要壓過一頭，因爲批朱後的奏摺，就是法律，具有決定性意義。這其中，秉筆太監的作用舉足輕重。明朝的大權宦，如王振、劉瑾、魏忠賢都是秉筆太監出身。時間長了，由於秉筆太監的地位突出，司禮監的實際負責人就改爲秉筆太監，而且機構也逐漸擴大，權力越來越大。這個機構逐漸發展爲收發奏章、傳宣諭旨、掌管東廠，以及干預司法、后妃選擇、監控地方和軍隊、留都守衛、管理皇室收支（包括包攬地方工商稅收），幾乎無所不管。
明朝皇帝有一個特別之處，就是普遍地不願意見大臣。宣德以後，甚至連內閣成員都很難“一睹天顏”，於是，司禮監太監又得了一項特權，就是傳達皇帝旨意，有的時候是筆諭，有的時候是口諭，而越到後來口諭越多。往往是太監們口銜天憲，隨意添改。開始還是秉筆太監親自到內閣或者六部傳旨，後來乾脆派個小太監到內閣知會一聲就完了。
明憲宗成化年間，一次彗星出現，大臣們紛紛藉機上奏說是因爲君主阻隔，大臣們見不到皇帝緣故。憲宗不得已安排見了一次內閣成員，但相見時皇帝一言不發，待大臣三呼萬歲後即離去。周圍太監們說，時常不聞召見，好容易見了只聽到呼萬歲。後來，人們稱內閣爲“萬歲閣老”。（陳登原：《國史舊聞》第三分冊）
由於長年累月見不到大臣，皇帝的猜忌心只能越來越重，於是開始依賴特務機關錦衣衛、東廠（有時還設西廠），對朝臣加以控制。東廠和錦衣衛事實上已經合流，統歸司禮監掌握。它們一方面刺探朝臣的所謂不軌言行，一方面可以自行對朝臣逮捕關押。憑藉這個特殊鎮壓渠道，司禮監的權力往往可以達到令天下戰慄的地步。
同樣由於猜忌，皇帝往往派太監去監視地方和軍隊，最後發展爲礦監、稅監、鹽監和珠監（對採珠地方派出的太監），這些人乾脆直接搜刮工商，爲自己斂財。更加危險的是，派出的太監居然可以在儀式排位上壓過官員一頭，這事實上使宦官地位得到了立體化上升，可以公開地主宰朝政。4
在這種情形下，中樞決策中心的內閣與司禮監這雙軌機構，權力的不平衡是決定性的。即使在內閣尚能比較正常地發揮作用的時候，閣臣也需主動與司禮監搞好關係，比如張居正就與秉筆太監馮保，保持着密切關係。在皇帝比較昏庸，特別依賴太監的時候，內閣則完全被司禮監所壓倒。前面提到的劉瑾，不但將奏章隨便拿回家批答，而且寫完了之後拿回來讓閣臣焦芳爲他潤色，而首輔李東陽對此也無可奈何。在這種情況下，內閣已經變成了司禮監的附庸和工具。內閣與司禮監，此消彼長的勢頭是一邊倒的。據說嘉靖年間，有個太監說過，“昔日張先生（璁）進朝，我們要打恭，後夏先生（言）我們平眼看他，今嚴先生（嵩）與我們拱手始進去”（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札記校證》，808頁。）。這番話很生動地說明了太監與內閣勢力的消長。到了熹宗年間，朝臣全都淪爲司禮監的奴才，稍有自尊者不是被迫害死，就是棄官歸田，賦閒回家。滿朝文武，爭相當魏忠賢的乾兒幹孫，連王公貴族，見了內監都要回避。依附魏忠賢的大臣，文則有所謂的“五虎”，武則有“五彪”，再下則有“十狗”、“十孩兒”、“四十孫”等黨羽，“自內閣六部至四方督撫，無非逆黨，駸駸乎可成篡弒之禍矣”（同上書，809頁。）。當然，趙翼說得似乎有點聳人聽聞，明代的宦官專權，雖說非常可怕，但魏忠賢即使號稱九千歲，遍地都是他的生祠，但以一個殘缺之軀想要做皇帝，可能還是有點超乎他和他的黨羽的想象。明代宦官雖然權重勢大，但經過理學多年浸潤和皇權的神秘化薰陶，朝中人無論士大夫還是宦官，要想篡位都有巨大的心理障礙。宦官的權勢，說到底，都是皇帝給他們的，他們只是附在皇權大樹上的藤，很難有意識去對抗皇權。這就是爲什麼在朝野佈滿魏忠賢黨羽的情況下，一個以藩王入繼大統的崇禎帝，才幾個月，就能把魏忠賢扳倒的原因。 小說.中國政治制度史導論（第2版） 最新章節第57章 政治中樞的變遷(2) 網址:html/5/5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