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是中國製度變遷中的重大轉折時期，經過這個轉折，中國就進入了帝制時代。由於這個時期中國文化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學術和思想進入空前的繁榮，所以，之後任何制度變革，與這個時代相比都是小巫見大巫。春秋與戰國是轉折中的兩個階段，春秋時期是舊制度崩潰、新制度生成的階段，戰國時期則是新制度演化和最後定型的階段。
一、禮崩樂壞——宗法政治秩序的崩潰
西周的宗法政治秩序，是建立在中央王朝的實力基礎上的，一旦這個基礎瓦解，而且王朝的衰落公開暴露在諸侯面前（西都之焚與幽王之死），諸侯自然也就不聽話了。自春秋初年周桓王勉強討伐鄭國失敗以後，周王室不僅承認諸侯自主的事實，對天下的紛擾一概聽之任之，而且連自己“天下共主”的面目也變得模糊，被諸侯傷害的天子，連討還公道的可能都沒有，原有的政治秩序也就隨之崩潰。具體表現爲以下幾點：
（1）王室對諸侯間的秩序失去掌控，諸侯相互攻殺兼併。事實上，還在西周末期，諸侯間的兼併就已經開始了，待到平王東遷，王室衰微，諸侯間的戰爭遂進入高烈度階段，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攻城略地，征戰不已。對於這種局面，王室完全無能爲力。
（2）禮樂制度紊亂，諸侯、大夫甚至士僭用禮樂的現象非常普遍，諸侯的定期朝覲制度基本廢止，王室不僅收不到一點供品，而且王畿的收益還要被諸侯侵吞。某些強大的諸侯（如楚）不僅僭越稱王，而且擅問國鼎之輕重，有取周而代之的意思。
（3）在諸侯間秩序大亂的同時，諸侯內部的宗法秩序也出現混亂，嫡長繼承製難以遵行，非嫡長的子孫覬覦權位的事情俯拾即是，孔子所謂的“亂臣賊子”越來越猖狂而且得勢。諸侯內部的大夫在秩序混亂中坐大，不僅架空諸侯，而且侵掠“公室”，當一些諸侯吞併弱小而強大起來的時候，其內部的某些強勢大夫最終取代了他們的宗主，甚至另立國號。
在吳越兩國爭奪霸權的時候，晉國實際上被六位大夫統治着，他們是智氏、範氏、中行氏、趙氏、魏氏和韓氏。當越國也開始衰落之後，來自外部的威脅解除，晉國六卿開始相互吞併，首先範氏和中行氏被滅，其餘的四家分了兩氏的土地，但智氏獲利最大。智氏於是開始準備陸續吞掉三家，自己取晉而代之。他首先選擇了向趙家開刀，聯合了魏、韓兩家來打趙家，三家兵馬將趙家所在晉陽城圍困了兩年，也沒有打下來。後來，趙家的首領趙襄子派人遊說魏、韓，向他們說明利害，趙家如果完了，早晚智氏會拿他們2開刀，於是兩家暗中倒戈，三家反而滅了智氏。滅了智氏後，晉國成爲三家的天下，到了公元前438年，晉哀公死，兒子晉幽公繼位，三家乘新君初立，軟弱無能，於是將晉國三家平分，只留下晉國原來的國都給晉幽公，保留晉的宗廟，趙、魏、韓三家變成三國，各自獨立，史稱“三家分晉”。這是戰國時期的起點。
實際上，春秋時期的競爭，表現爲三個層次，一是諸侯間的競爭，比如晉楚爭霸，吳楚交兵；二是諸侯與內部的大夫之間的競爭，即所謂“公室”與“私室”之爭，比如魯君與公孫等三氏之爭，齊國的田氏取代齊氏；三是大夫之間的競爭，晉國內部智氏、中行氏和趙、魏、韓三家的戰爭。到了最後一個層次的競爭有了分曉，春秋時期也就結束了，歷史進入了戰國時代。
二、在宗法政治框架內秩序重整的努力
面對這種混亂的局面，也曾出現過在原框架內重整秩序的努力，所謂“春秋五霸”的先後涌現（實際不止五霸），多少代表了這種趨勢。這其中，齊桓公和晉文公打着“尊王攘夷”的旗號維持諸侯間的秩序，多少有些效果，但他們的着眼點已經是自己的霸業，政治的理念已經是霸道而非王道，所謂存亡繼絕的努力，更多的只是一種表演。被尊的王室，得到的只是一點可憐的虛名，這種虛名也不過是霸主事業的點綴。孱弱的宋國曾想通過提倡和恢復古禮來重建秩序，當然只能是夢想，從反面說明了舊的禮法秩序和宗法秩序的不可恢復。至於秦穆、楚莊以及稍後登臺的吳、越兩國，實質上不過是在做新的改朝換代的嘗試。在這種嘗試中，孱弱的周王室甚至不在他們政策的視野裡，連“尊王攘夷”的旗號都不屑於打了。
楚莊王繼晉文公之後，成爲霸主。在打敗宋國之後，又擊敗犬戎，陳兵於周室邊境，周王派王孫滿前去勞軍。楚莊王問王孫滿，保存在洛陽的傳國鼎是三代之寶，不知鼎有多重？王孫滿答道，夏桀無道，鼎歸商湯，商紂失德，鼎歸周室，德之所在，鼎之所在。君王有天下，鼎則重，失天下，鼎則輕，周室雖衰，但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是不能問的。楚莊之問鼎，說明他的霸業，實際上隱含有改朝換代的意思。
三、士階層的崛起與新型官制的出現
宗法制的破壞，使得原來由血緣和宗法位置決定政治地位的規則形同虛設，在宗法結構中處於相對微卑地位的貴族，尤其是底層貴族——士，有了依靠自己的努力改變命運的可能。由於士可以接受教育，同時地位在貴族中又最低，人數卻最多，因此在動盪中容易喪失財產和地位，所以他們改變3命運的積極性最強。而諸侯兼併與爭霸的局面，恰給想要改變命運的士提供了出頭的機會。戰爭的壓力使得對人才的需求加大，同等條件的邦國，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人才，尤其是身懷新型權術和用兵之道的人才，在那個特殊的年代（生產力的變化不甚明顯，舊規則不中用了，但束縛還在），成了諸侯盛衰的最重要的因素。
與士階層崛起互爲表裡的現象是私學興起而官學式微。官學教的是傳統的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這是一種培養武士的教育，僅僅接受這種教育，人想要在競爭中脫穎而出，無疑是很難的，更何況，隨着王室的衰微，官學也難免流於形式，滿足不了時代的需要。對於政治智慧和特殊技藝的需求導致了私學的興起，憑藉私人講學，各種學派因而崛起，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土和出身於士的人，大量涌向私學。孔子“有教無類”，事實上是將私學向所有社會階層開放，而傳說中的賢人七十二、弟子三千，則說明了私學規模的龐大。事實上，私學所教的內容，或多或少都有新的學問和技術的成分，以適應競爭的局面，包括以回到周公爲標榜的孔子的儒家也是如此，其處世和處人之道，並不盡是古禮，也有權術的成分，正因爲如此，孔子的一些弟子才能比較好地出仕（做家臣）。墨家雖然不講究出仕，但他們的門徒也擁有對諸侯有用的技術，比如城防和戰爭技術。至於兵家、法家和道家，所學雖然有形而上的“道”，但基本上是在政治上適用的技術和戰爭謀略。作爲政治的規劃與技術實施，儒家、道家和法家的基本概念是一致的，法家更是直接脫胎於儒家。自孔子以後，儒家一分爲八，然後經過荀子，演變爲法家。實際上，在那個動盪的歲月，士階層早已發生分化，很多人開始從事各種行業，孔子據說做過吹鼓手，管仲經過商，百里奚放過羊，他們豐富的閱歷和其所學結合起來，使他們成爲傑出的人才，在登上政治舞臺後，成爲當時最耀眼的明星。在春秋五霸的事業裡起主導作用的人物，如管仲、狐氏父子、百里奚、蹇叔、孟明視、文種、范蠡等，都是士出身，都是通過入仕，改變自己的地位，成爲新的貴族。
管仲和鮑叔牙是兩個普通的士，既要自己經商謀生，又要出征打仗。這兩個人是好朋友，兩人各幫一個有希望繼承齊國的公子，鮑叔牙幫公子小白，管仲幫公子糾，約好無論誰成功，都要推薦對方。結果在爭位過程中，鮑叔牙幫的公子小白取得了勝利，是爲齊桓公，管仲卻因在爭位過程中傷害過公子小白，成爲罪人。但是，鮑叔牙卻堅決向齊桓公推薦管仲，說只有他才能使齊國成就霸業，後來，齊桓公果然任用管仲爲相，成爲春秋第一位霸主。管仲和鮑叔牙的行爲，屬於那時典型的士階層的做派。小說.中國政治制度史導論（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