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5月1日，勞動黨高級工作會議，預備會議記錄。
首席發言人：沈鈞儒。內容，法制與行爲。
沈鈞儒：吳主席邀請我來講課，我不敢，在座的各位都是改變整個中國歷史的人，如果我可以爲未來的中國施加一點好的影響，就謝天謝地了。我們都知道，沈霍伊先生寫了份報告，質疑吳主席的技術思想，這件事情引發了很多的討論。如果讓我說這件事情，我恐怕要從兩千年前說起。
我們都知道，以前有個秦始皇，統一了中國，他的法寶就是秦法，如果說中國什麼時候有法律，那就是從商鞅的時候開始了。
何爲法？
法即約束，自上而下的約束。某種程度上，法是一種上下達成的一致約束協議，在專制時代，法是體現統治階級意識的。秦法之前，統治階級的意志可以隨意加於民衆，今天要加稅，明天就要加徭役，對上層社會用周禮規範，對下層社會用刑罰規範，所謂“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但隨着社會的發展，統治階級上層不遵禮法，民衆不畏刑罰，統治也就陷入危機。商鞅提出，國之不治是因爲權貴無法，肆無忌憚的用強勢地位侵犯民衆利益，導致民衆不相信國家，懷疑一切，治國必須依法，而法即爲“國之權衡”。法者，“壹賞”、“壹刑”、“壹教”、“任法”、“重信”。商鞅的基本法制精神與今天的並沒有太大區別，根本理念仍是法律至上！法律是度量一切的準繩！
所以，王子犯法與民同罪！這就是秦帝國可以橫掃六合的原因，在六國的軍隊裡，有太多的東西可以置於紀律之上，而在秦軍中，紀律就是一切。所有人都遵守同等的規則，就可以團結所有人的力量，這就是法制的最重要意義！
吳主席跟我說，勞動黨應該是一個有科學制度的組織，我覺得他說的科學的制度就應該包括法律，至高無上的法律！這一點我很有信心，因爲國民黨除了有象徵性的，被政府左右的法院之外，還有特務組織，可以不經過審判就處置公民，而勞動黨沒有，雖然我聽說你們也有紀律部隊，但他們沒有審判權，所有的審判權都歸於法院，而法院的工作是直轄於中央的。在我所學習到的知識裡，這還不算是真正的司法獨立，但總比國民黨那樣連縣長都能干涉的樣子貨強。
這就是法制的精神。
法有幾個基本的公理，公理原則，即由法律原理（法理）構成的原則，是由法律上之事理推導出來的法律原則，是嚴格意義的法律原則。簡單的法制公理包括，法律平等原則、誠實信用原則、等價有償原則、無罪推定原則、罪刑法定原則，還有一條跟今天說的事情有關，叫做法制行爲。什麼意思呢，就是法律只管行爲，行爲是有罪的，但行爲之外的東西都是無罪的。
所以，我認爲，黨管思想，而法管行爲，言論是思想的表達，只能用黨紀處分而不適用法律。而沈霍伊先生還不是黨員，所以只能跟他講道理。一個科學的，開明的政黨，必然要有言論自由的寬鬆環境，而這一原則也在大多數國家的憲法中。
吳名謙：沈先生所說的法律原則是國際通用的一般性公理，是一種文明的法律。但我對於西方的法律體系有一個基本問題的疑問和一個具體問題的疑惑。
一個基本問題就是，法律是否有立場？沈先生說，法律至高無上，司法獨立，法爲國家的衡量。那麼爲什麼在封建社會，法不治帝王？而只用來衡量百姓？所以，法律是有立場的，資產階級的法律用來保護資本家，封建王朝的法律用來保護帝王的私產，這樣的法律是不是真的至高無上呢？不見得吧。我記得新華社謝過這樣一件事情，一個七歲的小女孩，就因爲打碎了一個暖水壺，竟然就被國民黨特務給抓了起來，法院因此判他們全家“通匪”。聽說真正的原因是這個小女孩的父親在法庭上打罵國民黨貪污腐敗，而且還觸及到了空軍的裝備採購，要知道，這正是宋美齡和孔二小姐操辦的。一個公民，因爲在法庭上大罵政府腐敗而被判決死刑，連七歲的女兒都不放過！這正是國民黨立場的獨裁法律！
那麼我們社會主義理念的司法立場是什麼？怎麼去實現這個立場？
一個具體問題就是，言是否屬於行的一部分。法治行爲的公理並沒有問題，法律不能制裁思想，也不應該制裁表達思想的言論。但我們應該注意到，言論本身也屬於一種行爲，一個人如果不斷的宣傳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思想，鼓動老百姓當漢奸，那麼這個人發表言論的行爲算不算漢奸行爲？如果說言論自由，那麼鼓動別人當漢奸，反對人民政府的言論是不是一種行爲？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必然有某些言論屬於行爲，而且應當適用法律。相反，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就會有些對我們民族、國家不利的言論無法得到制裁，而這顯然是對實質性正義不利的。
那麼，這個問題就是，什麼樣的言論屬於思想的表達，而什麼樣的言論屬於行爲，如何界定，又如何立法，這兩個問題，我希望由大家討論。
李德勝：我覺得，主席說的第一個問題本質上是黨大還是法大的問題，我個人的意見是，黨是代表人民的組織，領導中國人民走向勝利，但黨是從思想上引導人民的，行爲只是接收黨的先進思想的個體對人民的引導，因此，黨員的行爲不能超越法律，在行爲上，法律有最高約束力。但法不管思想，黨紀對思想有約束力。我認爲，這兩個東西根本就不是一個層次的，不能比較誰大誰小，黨代表人民，用社會主義的思想制定法律，讓法律站在人民的立場上，這樣的法纔是可以執行下去的法。而一旦這樣的法律產生，那麼就必須被全體公民所遵守，包括每一個黨員。要實現法律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就必須由社會各個階層組成的人民代表大會共同商議制定法律，這纔是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國家應該有的制度。
至於第二個問題，我覺得言論本來就是一種行爲，一個人的言論代表了他的思想，也代表了他的立場，言論就是一種行爲。沈霍伊先生不是黨員，但他的言行有可能影響技術團隊的決心，發表這種言論無疑是不正確的，至少應該對他的言論進行限制，對個人要進行警告。否則，天天有人說怪話惑亂軍心，我們還怎麼搞建設？
陳獨秀：從教育的角度看，忠黨愛國的思想應當深植於人民心中，法制也應當與這個思想保持一致，因此在我的角度上看，法是由黨和人民的立場決定的！在這個問題上我認同李德勝的意見。但是對於第二個問題，我不同意。
言論自由，至少在學術上是必須的！在科學上，多數服從少數，真理只掌握在少數人手中，如果以黨組織的決定作爲權威依據，那豈不是扼殺了真理嗎？我認爲，只要是學術就應該與政治分開，學術已經不適用政治規則，也不適用法律。真理越辯越明，社會主義既然是真理，那麼就不應該害怕拿出來討論，哪怕討論出社會主義不可能實現，那也是科學的結論，應該予以充分的尊重！像沈霍伊這樣的事情，雖然表達途徑有些問題，但這是我們隊學術刊物不足導致的，不能視爲反對人民政府。
另外，在科學上，有反對意見是一件好事，沒有反對意見反而容易導致最終的失敗。我建議，在學術討論中，無論多麼荒謬，最後一個人都必須要提出反對意見！並讓這種方式成爲一種習慣。
張路：我認同陳獨秀同志的意見。作爲一名專業的工程師，我非常認同真理越辯越明這個意見，而且我也認爲，沈霍伊的提法不無道理，以我們目前的工業實力，要生產液冷發動機確實是困難重重，而且發動機的研發並不是勞動密集型產業而是一種靠智商的工作，我們完全可以讓兩個設計團隊共用一套加工設備。
至於法律的問題，我研究的不多，不過從我的角度看，法律也是一種產品，既然是產品就必須經過設計，定稿，試生產和組裝，最後要經過小規模試用，然後才能裝備部隊。既然沈先生是這方面的專家，不如我們就搞個試點，你們覺得怎麼樣？
吳名謙：高饒同志，你已經通過審查，是無辜的，你可以暢所欲言。
高饒：感謝同志們給了我重生的機會！無恥的敵人用這種喪心病狂的方式來動搖我們的團結，但我想說，他們失敗了！
我對我黨的制度感受是很深的，康生這小子幾次三番想要把我定成反革命！但是旁聽的同志都根據黨紀國法制止了，所以我特別感謝黨的制度，如果沒有人旁聽，那康生他能把我屈打成招啊！
吳名謙：高饒同志不要太激動！康生同志責任心強，嫉惡如仇，做事呢是急了一點，也武斷了一點，但滿洲省委和幾千抗聯戰士都死光了，總要給烈士們一個交代吧。如果不嚴格審理，怎麼抓得出內部的特務呢？你囫圇個出來，不就是證明內務人民委員會不會刑訊逼供嗎？我們說正事。
高饒：主席說得對。制度上的正義纔是真正的正義，法律也應當如此。既然黨領導人民進行民主專政，那麼法律就應該由黨與人民共同商議制訂，訂的不好，我們跟人民商量，再改嘛！我覺得，法律工作要做好，人才是關鍵，如果沈先生這樣的法律大家能協助我們，一定可少走很多彎路，人民也可以少一些損失。
至於沈霍伊的事情，我覺得，如果是黨內同志，通過黨外渠道質疑黨組織的決定，那麼應該給予黨紀處分，但他不是黨員，那麼就不能這麼做。個人認爲，還是作爲學術範疇的討論處理。
吳名謙：好了，既然每個人都已經發言，接下來民主投票吧，結果會後公示，我們進行下一個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