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因應日本局勢的變化，派出的欽使規格極高，由前呂宋總督，現任禮部左侍郎，理藩院掌院同知唐紹儀領銜的皇家暨政府代表團，在騾姬宮事件發生後的半個月後，乘坐帝國皇家海軍本土艦隊的旗艦盤古號抵達東京，一方面是帶來皇帝陛下的慰問，對即將繼位的那個年輕的神經質患者，如今暫時仍是王世子的明宮嘉仁親王進行一番諭慰，並在程序上完成一些冊封方面的問題。
另一方面則是摸清楚這一次重大政治事變背後的風生水起，這次事變幾乎是完全在掌握之外的。事發後不久袁世凱就以熟悉日本事務的前東海總督的身份，迅速上了一道分析的摺子，最關鍵之處便是要朝廷全力提防日本可能會出現的一邊倒的情況。
原先明治在的時候，無論如何日本國方面是佔據着優勢的，人民心中也有一個主心骨，內外交困的日本正是在這樣一面旗幟下在極端惡劣的情況下支撐了這麼多年，但是如今這個主心骨倒下了。而王世子嘉仁在性情以及能力，包括形象，都沒有像他父親那樣已經完成了從人格到神格的轉變。在天海那個不管怎麼說都極富個人魅力的大將軍面前，他幾乎是一個低能兒。
這樣的情況，極易導致兩個變化，一是天海國在實際上完成對日本的形象徵服，從而建立起一個以幕府大將軍爲偶像的姑且稱之爲大將軍立憲的政治制度，並最終統一日本兩島。
另一方面就是如今的日本政府完成將王權虛化的轉變，徹底將國王束之高閣，實行徹底的君主立憲，並與天海國媾和。這方面袁世凱的擔心倒不是很大，因爲如今擔任首相的大隈重信以前是完全在他的掌握之中，現在雖然形勢不一樣，但對於他來說，只要願意，大隈重信隨時都可以重新捏在手上。
所以，在我與他往來數封信件後，最終決定讓唐紹儀親自去一趟日本，並考慮到菲律賓局勢的主動權並不操之在我，故而袁世凱也被緊急宣召回來，目前來看，明治遇刺事件背後有着不尋常的背景，日本的局勢在袁世凱調走後便發生這樣的重大轉折，這充分表明雖然大局面上日本已經完全在掌握之中，但還是有很多變數，並未完全的令人放心。
譬如這次事件，明治一死，對於日本的未來走向會出現若干不能叫人放心的可能，所以歸根結底的，是要趁着這次機會，全面的把日本事務完全的再過濾一遍，並建立起一個細節性很強的應對體系來，而並非像過去那樣，僅僅有一個大框架上的方略。
在袁世凱還在路上的時候，我就在籌劃在理藩院體系下，單獨再增設一個日本天海事務局出來，由袁世凱先暫任一段時間的局長，在此期間再培養出一定數量的對日專門人才出來，日本這個國家由於它的特殊性，從根本上來說還是不能把它當作一個普通藩屬國來對待。
另外一方面，在過去已有成績的基礎上，還要加強對日本社會各階層的滲透，除了現有的天海國體系之外，還要建立起一個自己的體系起來。
中華會館在東京的勢力還算可以，但是東京以外的地區基本無法覆蓋，而且他們主要負責的是中下層情報的刺探，以及日本民間層面的事務。無法起到覆蓋日本上下各階層的作用，在這個基礎上，還有必要在日本的政界層面培植起一個完全聽命於自己的勢力。
組黨是一個選擇，但是這個魁首由誰來擔任，以現在何種勢力爲基礎，這還需要商榷。
這次事件之後，大隈重信的日本憲政黨自從上臺之後，已經與過去那種完全唯袁世凱馬首是瞻的態度有大大的不同了，一方面是由於袁世凱調離的緣故，另一方面也有這個政黨本身勢力已經太過龐大不容易控制的緣故。
而另一個完全外來的政治力量便是從俄國流放地解救出來的朱加施維裡又有其他的妙用，暫時也不是啓用這支力量的時候，也只能讓他繼續呆在北海道，而不是盲目的將他弄到本洲島來。
所以，等袁世凱回來，這個傀儡政黨的領袖人物，就一定要定下來，並以一定的力度將他們支撐起來，並迅速在日本政界形成力量。
這是政治層面的一個動作，另一個動作在王室，即將登臺的將是歷史上的大正天皇，此人天生有遺傳性的生理和性格缺陷，這方面也應該善加利用，以治病爲名，將他從日本接過來呆一段時間，再動點動作。作爲他來說，如今的局面讓他已經失去了他父親當政時的權力，他的性格中那種驕橫傲慢和崇拜強勢文化的特點，可以加以利用，並形成從他這裡出發的對政府的控制。對我來說也較爲輕鬆，對一個人加以引導可比對一個政府加以引導要容易得多了。
王室加政黨，這方面的動作可以全盤的將日本的上層社會先漸漸有所控制起來。而下層社會方面，還要加強中華會館的活動範圍，不僅僅是地理上，從工作內容方面也要擴大，不能僅僅侷限於對日本地方幫會勢力的控制，還要負擔起保護教化部人員安全的責任，並配合進行鍼對死硬份子的暗殺任務，這些人雖然身有俠名，但是往往有婦人之俠的嫌疑，而非國家需要的那種俠。
對爲首的武林宗師，當神一樣供起來就行了，具體行動可交由總參謀部選擇人員去控制行動，中華會館拿總參謀部的津貼，理所應當的就要替總參謀部辦事。
總而言之，在日本局勢上，袁世凱的理藩院沒有強力部門，所以要讓總參謀部方面給他配合起來，讓他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如此辦起事來才能給日本的局勢以雷霆重擊，讓有所野心的人心有所懼。
那邊既然有這麼大的變化，自然是該洗洗牌了。
事發時尚在北京的明宮嘉仁王世子是與唐紹儀一起回去的，秉承旨意，一路上唐紹儀已經在他身上用了不少的心機。
甫抵東京，唐紹儀便親自護送嘉仁進入日本王宮，並以天使身份入住王宮，這也讓日本的政治重心立即重新回到了王宮。
第二個動作便是緊急從海軍中將中村純義家中將01年剛剛出生的由已故明治國王親自取名的迪宮裕仁親王接回了宮中，並在次日的公開場合下宣讀了敕封詔書，策立明宮嘉仁親王爲日本國王，立迪宮裕仁親王爲日本國王世子。
新國王隨即發言感謝了天使的護送及慰問等等，並擬定了明治國王的葬儀等等事宜，最後宣佈次年年號大正。
隨後唐紹儀的行止仍然在宮中，第三日出席準備了不少天的明治國王葬禮，並與政府的大隈重信，大正國王出席了位於澀谷的明治神宮的開工典禮。
接下來，他的任務就是頻頻接見各重要政治人物，會見在日本的中國重要代表，以及出席一些儀式，在五天後，他就應當寫一份報告出來，以供我和即將抵達北京的袁世凱在作出決策的時候參考。
天海國方面也由鬆平志男親自出席葬禮，儘管兩國還有零星交戰，但是雙方都共處在一個宗藩體系下，日本方面也沒有理由拒絕。更何況這個人如今對日本的作用也不僅僅止於反面了。
在日本四島萎縮至本洲島尚只有一半的關頭，日本人當然會謀求鳳凰涅磐的機會。天海國的崛起在他們眼裡未嘗不是一次機會。
政治永遠就是這麼一回事，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想當年鬆平志男恨明治國王入骨，日本政府方面也是視其爲叛國逆子，如今還不是走到了一起去。
袁世凱抵達潞河驛後直接領命進宮，在連續兩天的討論後，袁世凱正式受命在本職外兼管日本事物，他也隨即去了威瀛府，隨後他的下一站將是東京。長年的東海總督生涯中，他以他的手段建立了他的威權。他哪怕什麼事都不做，對日本某些人也是一種威懾。
重點還是戰略佈局的問題，時間無多，已經不能再讓日本牽扯太多的精力了，一個有效的管制應對方案可以節省出大量的人力物力來幹其他重要的事情，而不是如現在這般的需要隔三岔五的照料一下。
當然，其實這次不去理會日本的局勢也無關大局，只是那樣的話，以後的日子中可能會不斷有若干麻煩的小問題出來擾人，所以我這才下定決心長痛不如短痛，讓袁世凱緊急回來花個一年半載把事情料理了，省得以後再有什麼意外。
大開殺戒是不可避免的，藩屬要有藩屬的樣子，不然就要列爲征討之國，這便是我給袁世凱的定心丸，有了這麼個意旨，他辦起事情來就少了許多顧忌，效果也能達到最佳。
沒有時間再去做一些表面功夫了。袁世凱抵達威瀛府後，即刻以欽差的名義召見了駐新湘省六個鎮的營級以上官員，新湘島的七萬五千人的部隊，也緊急進入了戒備狀態，隨時可以爲袁世凱可能做出的任何決定作強硬保障。
而同一天，東海總督左寶貴也在新蜀省訓誡了新蜀省五個鎮的中上級官員，要求他們隨時做好作戰準備，以準備應對可能出現的任何問題。
氣氛頓時便緊張起來，日本政府和京都幕府都遞來了抗議書——當然，是經由理藩院系統傳遞的，袁世凱一一照收，隨即將抗議書原封不動的交還了兩方面的人馬。並當即趕往東京，在那裡不作片刻停留，立即由陸路直抵東京以北的赤城山，第二天清晨便在赤城山下的軍營內檢閱了兵馬，並進行了持續三天的封山演習。而他自己則安然在赤城山內的軍營過了三天。
這三天日本政界人士都是在無盡的恐慌中度過的，袁世凱顯示了前所未見的強硬作風，而這背後顯然有皇帝陛下的欽準，那麼前段時間聽說的皇帝訓斥袁世凱貿然向日本派兵的消息就是站不住腳的。
該反省的人會反省，要頑抗的人會頑抗。
第四天袁世凱傳出可以借見外客的消息後，東京到赤城山的官道上絡繹不絕的是各方大員的車隊，像趕場一樣從東京唐紹儀處轉到赤城山袁世凱處。
重要人物包括憲政黨黨魁，政府首相大隈崇信；共和派的普選同盟會會長松本，正在長野失意的寺內校長，王室派出了以常宮昌子內親王爲代表的私人名義團體抵達赤城山，並謁見袁世凱。
在東京的唐紹儀也沒閒着，中華會館的人從他那裡領受了新的任務，從總參派出的兩個年輕人莫瑞和曾黎，以皇家代表的名義從霍元甲和黃飛鴻那裡分別接掌了中華會館的領導權。而霍黃等元老人物則分別獲頒皇家賜予的武尊和武聖等名目不同的封號，並接回本土，準備榮任即將新設的體育部諮議元老職務。
四天後，袁世凱回到東京，正式向日本國國王大正頒旨，詔諭其日本國主的權威，並溫言褒勉，聲言作他最堅強的後盾。大正國王自然是感激涕零。袁世凱這一下也得到了以乃木犀典爲首的軍界終於國王的高級將領階層的支持。
當天陸軍部發表聲明，聲言絕不放棄對明治國王死因疑點的追查。
經過這些步驟，大正國王終於堪勘繼承了他父親遺留下來的位置，也稍稍建立了他自己的威儀。
接下來的步驟就要輕鬆的多了，袁世凱安排的人馬漸漸的在日本上中下各階層建立了自己的勢力，併成功的在日本人民心目中建立起了一個政府或陸軍中有人要陰謀推翻王室，全仗天使袁大人支持，大正國王才順利登基的形象。在條件成熟後，袁世凱權衡再三，最終選擇了一個叫桂太郎的陸軍背景深厚的人作爲支持對象。
桂太郎是山縣的好朋友，也算是山縣在陸軍系統的利益代言人之一，只是稍稍外圍一些，沒有寺內和山本權兵衛那樣突出，在針對山縣系的政治清洗中也被清洗了下來，目前賦閒在家，主張藩閥政治制度的桂太郎與天海國系統有聯繫，但由於利益及目的的不一致也有衝突。袁世凱也是在之前通過天海國的系統見過這個人，此人有一定的實力，但是如果脫離了中國的支持將永世不得翻身，所以袁世凱本次到東京之後，就選擇到了他。
在經過數字商談之後，桂太郎願意出面組黨，並接受袁世凱領導下的理藩院日本事務局的支持，他的組黨迅速得到了寺內的同志會的響應，算是在日本政壇開了一個好頭。
桂太郎年紀五十五歲，本來在清洗之後已經完全破滅了的政治理想又重新被袁世凱點燃，在他的藩幕齊心會的成立大會上，面對着支持他的黨徒，他當衆向袁世凱表示了感謝，並在言語中稱讚袁世凱是拯救日本的人，向袁世凱進獻尊號“新日本，新藩閥制度之父”，並得到了黨徒的熱烈響應。
袁世凱的以支持國王建立上層權力，培植政黨建立中層的勢力，全面發展中華會館的幫會勢力來控制下層社會的策略，終於取得初步進展。
這三條線，如今全部收束到了理藩院日本事務局手中。
袁世凱在東京出奇的沒有見到天海國的那位大將軍，原因是袁世凱抵達的前一天，鬆平志男已經趕返回到了京都，不知道是有意還是無意，這一天，也是第一零一和一零二鎮在神戶登船回國的日子。
而袁世凱在日本公開場合的講話有四五次，但是沒有一次提到這位大將軍，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明確的信號，隨着鬆平氏的漸漸走高，他越來越有些飄了。
袁世凱在日本忙了十多天，正準備回國參加新春的乾清宮賜宴時，一個新的情況出現了。
漸漸有謠言在東京和長野地區開始散播，言說中國軍隊之所以租借赤城山作爲駐軍地點，一方面是爲了便於攻擊京都，另一方面也是要偷挖當年德川幕府在倒臺前匆匆埋藏在赤城山的鉅額藏金。
傳言有聲有色有板有眼，說赤城山地區有農民看見中國軍隊每天在山裡開挖什麼，隔段時間就有大量的箱子被運走等等，而且還有舊德川幕府時代的軍人出來作證等等，更有說法是這次袁世凱之所以在東京未作停留便先趕赴赤城山，是因爲有一箇中國軍人攜金逃亡的事件要處裡云云。一時之間衆說紛紜，流言紛紛，袁世凱剛剛建立起來的扶助王室的形象立刻就遭受危機。
這當然是謠言，謠言止於智者，但是世上往往是愚者多。對於袁世凱來說，可以說從來只有他算計人，沒有別人算計他的，沒想到這一次居然是被人以這樣的方式攻擊，並將他前段時間辛苦建立起來的形象優勢摧毀殆盡，更糟糕的是謠言還攻擊到他的數個系統，包括新成立的藩幕齊心會，在謠言中，這些都是幫助中國人，出賣日本利益的大日奸。謠言末句便清晰的指出了他們要攻擊的重點：“在袁世凱的主持下，在中華會館這種黑惡勢力的執行下，在藩幕齊心會這樣的日奸走狗的幫助下，大日本帝國貯藏於赤城山的四百萬兩黃金，正在一兩一兩的變成中國的財產，最近聽說中國向英國支付購買戰艦的，正是來自日本，屬於日本的黃金。”
這項謠言其實是有些根據的，萬延元年，也就是1860年，世界金價大漲，對銀的兌換率爲1：15，而日本國內的兌價則只有1：3，所以日本國內的黃金大量外流，當時的幕府“大老”井伊直弼開始啓動這項赤城山藏金計劃，到倒幕派將他刺死後，這項計劃又由他的下屬林大學頭和小慄上野介繼續負責。所以直至幕府倒臺，這項藏金計劃日本知者不爲少。
而幕府財力的雄厚也是人所周知的，幕府時代江戶南北町奉行所這樣的芝麻綠豆衙門的藏金都有萬兩之巨，但是明治維新時，幕府的龐大經濟實力不知去向，所以，赤城山更是懷疑的目標了。
這個謠言，正可謂時機恰當，攻擊有理有據，也讓袁世凱頗爲難受，能編造出這個謠言的人，必然就是要下鐵血手段對付的人。袁世凱在初聞謠言後，便立下決心，並立即讓中華會館發動所有親附的日本地方幫會勢力開始尋找謠言的頭。
同時，他也開始正式闢謠，一是邀請親華的政治領袖訪問軍營，二來軍營不定期向公衆短期開放，並開放周圍的部分區域讓日本人做生意，這些都是直截了當迴應謠言的方法。
另一方面，他也開始接觸尚在東京生活的幕府將軍德川慶喜，但是目前來說尚是秘密的。因爲很簡單，目前並沒有證據表明鬆平氏有不軌之心，如果公然與德川慶喜接觸，會讓自稱大將軍的鬆平氏生出其他的想法來，節外生枝反而有所不便。
幾天後，中華會館的人回報說謠言是黑龍會傳出來的。
面對着回報的莫瑞少校和曾黎上尉，袁世凱查證之後，好半天沒有說話，臉上漲的略有些發紅，一拳砸在桌子上，隨後卻是十分平和的吁了一口氣命令道：“傳本大臣鈞令，命大隈重信即刻來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