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前幾年在天涯看過的一個帖子，儘管有所訛誤，但是做個參考吧，作者貌似是天涯煮酒論史的版主。我始終認爲，不帶着太過濃烈的傾向性和大是大非去讀歷史，其實是種享受。
[蒙古問題]清末與民國時期的內外蒙古分離運動分析
國破山河碎清末與民國時期的內外蒙古分離運動分析
作者：班布爾汗
外蒙古在清末民初獨立於中國之外，至今爲很多人所扼腕。時至今日，那片土地早已成爲世界所承認的蒙古共和國，所謂一些“收復失地”的言論都成爲無稽之談。但是，外蒙古的獨立，以及因爲其獨立而引發的內蒙古數十年未能平息的獨立和自治運動，卻並不是隨着那段歷史逐漸塵封而爲人們所淡忘，可若要說起來，又很難說得清楚，其中所涌現的一系列人物，也都是那麼面目模糊。專家學者們有着大量的論述，而我們這些民間的歷史愛好者，卻往往都在“體制之外”，難窺堂奧，有必要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心去了解這段歷史，瞭解在那衰亂之世所發生的撲朔迷離的事情。
而要談論這一問題，首先要把我們教科書所灌輸的一個理論扔到一邊，那便是“自古以來”論。因爲如果這個論調不排除，很多問題便說不清楚，什麼都是“自古以來”便是這樣，怎麼會有那麼多的問題發生？怎麼會有那麼多的衝突？“自古以來”說法實在是自欺欺人。人類的歷史在不同的時期都有變化，一個國家的疆域，民族構成，往往在不同時期，有着不同的變化。何來“自古以來”？
大唐王朝滅亡之後，經過五代十國的大動亂，雖然有宋朝的建立，號稱“統一”，但中原皇帝再也沒有能夠成爲“天可汗”。雖是“天朝”，卻被契丹人建立的遼國一直佔着燕雲十六州，後來又被西夏佔去了靈州、西涼府等地。等到金國崛起，更是完全失去了江北土地。所以說，從唐朝滅亡的公元907年到公元1276年南宋滅亡，中國纔出現了一個真正的大一統王朝，也就是元朝。
元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少數民族建立的大一統王朝，而這個“大一統”卻是遠超歷代。首先一直與中原王朝征戰不斷北方草原完全納入實際統治之下，然後是吐藩，也就是西藏，在被招降後由王朝直接管轄，還有今天的東北、雲南地區，也都是在這個時候完全被中原王朝所控制，而不再是以“稱臣納貢”作爲依附而實際保持獨立的渤海國、南詔國或大理國。
但是，元朝的統治者們卻沒有能夠守好這份家業，短短98年之後，隨着元順帝北逃，明王朝建立，中國的版圖再一次經過了一次洗牌。朱元璋和他的兒子朱棣雖然多次北伐，打擊北元政權和以後的蒙古可汗，但卻固執的認爲“長城之外非我土”，內外蒙古可以說成爲了明帝國的“敵國”，領土問題就成了空穴來風。
而新疆，元朝時就是兄弟國家的察合臺汗國，其時仍然如此。西藏，由完全服從統治，又迴歸到了稱臣納貢的獨立狀態，這還包括幅員遼闊的青海。除了漢人王朝的固有領土之外，元朝擴充時擴充的領土，唯一保留在明朝版圖內的，只剩下遼東和雲南。
可以說元朝的家業，明朝並沒有很好繼承下來。
隨着時間的推移，明帝國也滅亡了，滅亡他的是清朝。一個被現代人普遍唾罵的朝代。但是，如果沒有清朝的建立，讓明朝如李氏朝鮮那樣延續500多年，那麼現代人對於內外蒙古、西藏、新疆、青海等廣大的領土，就壓根不會有什麼“自古以來”的底氣。可以說，清朝的皇帝們不但接受了明朝的“祖宗之地”，還把明朝所放棄的東西全盤收了回來，甚至元朝沒有弄到手的東西也囊括到自己的腰包裡，並且通過自己近300年的穩固統治，使這些家當深深的打上了中國印記。
在入關前，清太宗皇太極不遺餘力的打擊蒙古汗國的林丹汗，使其敗死青海，將內蒙古完全納入版圖。順治時期，清朝的主要任務是消滅明朝和農民軍的殘餘勢力。到了康熙時代，在消滅三藩之後，他收回了臺灣，並通過擊退準噶爾汗國噶爾丹的勝利，將喀爾喀蒙古也就是現在的外蒙古納入到直接統治之下。直到乾隆中期，稱雄中亞的準噶爾汗國灰飛煙滅，新疆、青海被牢牢的攥在了手心裡，至於西藏，駐藏大臣的出現，終清朝一世，沒有人懷疑西藏不是“大清”的領土。
說這些不得不說的廢話，就是要表明，所謂“自古以來”，還是從清朝說起，纔有說服力，纔能有個基礎來論述內外**立運動的前因後果。
清朝對外蒙古地區的征服及外蒙古的獨立
清廷對於內、外蒙古的態度並不一樣，內蒙古諸王公因爲是“從龍入關”的功臣，所以最被信任，與清廷聯姻也極多，所以清廷對於內蒙古的管理，基本上是“自治”。而外蒙古諸王公對抗清朝征服時間長，歸附的時間晚，而其後又有反覆，所以並不被十分信任，雖也封官予爵，但還要在庫倫（今烏蘭巴托）設立辦事大臣，以爲監督。這就和西藏的情形大同小異。
清朝雖然穩固的統治了這個多民族國家200多年，但並沒有形成一個現代化的民族國家。在現代化的多民族國家中，各民族完全平等，都是國家的主人。雖然民族不同，但都有共同的國家觀念。而清朝，滿族無疑是這個國家無可爭議的家長，漢族是這個國家最重要的家庭成員；內蒙古的蒙古族，是家長最重要的親戚，享有和家長一樣的尊貴；藏族按他們自己的話說，與清廷是“供施關係”，是清廷養活和尊敬的僧人；而比較尷尬的，便是外蒙古，他們與內蒙古同宗同源，但卻享受不到內蒙古在清朝皇族中的地位。如果說內蒙古是十分認同清朝，可以和滿人共同分享家長的權勢和榮光，那麼外蒙古便是被清朝牢牢控制而又很是疏遠的“遠親”。
這樣的構成，表面上相得益彰，實則要有強大的武力形成的威權作爲後盾，在出現重大的變故，家長無力在維持這種關係的時候便會有“樹倒猢猻散”的危機。清朝衰落之後，漢人的革命黨喊出了：“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藏人開始驅逐清朝駐軍，外蒙古的獨立活動也就風起雲涌了。因爲，外蒙古對於清朝的反抗，在蒙古人中，除了西蒙古的準噶爾人之外，是最爲頑強的。準噶爾人幾乎被清朝屠戮殆盡，那麼外蒙古的“內附”又是如何的呢？
清朝對於外蒙古的征服和控制可說一波三折。
在清朝征服漠南蒙古也就是內蒙古之後，又不停的向漠北蒙古也就是喀爾喀蒙古滲透自己的勢力。面對清朝強大的壓力，原本混戰不休的喀爾喀蒙古和衛拉特蒙古不得不考慮聯合。於是，在1640年，喀爾喀蒙古三部汗王與漠西衛拉特蒙古諸位首領共26名貴族舉行了會盟，制定了《喀爾喀衛拉特法典》。《法典》明晰了貴族的權利和義務，調整了蒙古各部的關係，從新整合了力量，共同應對清朝的征服。在這次會盟之後，喀爾喀汗王們策動了內蒙古的滕吉斯對於清朝的叛亂，並親自率兵支援。但在清朝的強力反擊之下，滕吉斯被鎮壓，喀爾喀派出的援軍也遭到慘敗。隨後喀爾喀諸汗王對於清朝表示了妥協和退讓，與之保持了30多年的和平狀態。
到1686年，喀爾喀諸部發生內訌，直接導致了準噶爾汗國的入侵，諸部汗王和大活佛哲布尊丹巴一世紛紛南逃到內蒙古境內，尋求清朝保護。清朝康熙皇帝親率大軍迎戰準噶爾軍並大敗之。藉着這次勝利的餘威，康熙皇帝在1691年於多倫諾爾與喀爾喀各王公會盟，這標誌着喀爾喀蒙古也就是外蒙古正式服從了清朝的統治。
但事情還沒有結束，清朝降伏了外蒙古，將其作爲征服準噶爾汗國的前哨站。外蒙古諸部也就理所當然的承擔了清朝征服戰爭的種種義務。據喀爾喀蒙古文檔案記載，在1715年至1735年（康熙五十四年到雍正十三年），清朝從喀爾喀四部徵調騸馬二十三萬匹，騾馬五萬三千匹，駱駝約十萬峰，牛四千頭，綿羊兩百萬只，氈子三萬塊。這是實物徵調，還有繁重的徭役，在阿爾泰臺、塞爾烏蘇烏里雅蘇臺、塞爾烏蘇恰克圖的驛站，都要令喀爾喀兵供役，在喀爾喀邊境上還設有許多哨所和卡倫。吐謝圖汗部共設28座卡倫，賽因諾顏部和扎薩克圖汗部共設19座卡倫，在喀爾喀西端還設立26座卡倫，都要派遣喀爾喀兵駐守，而各王公還要爲這些卡倫供應一切軍需物資，至於清朝軍隊的物資運輸也完全由喀爾喀人負擔。
這樣的竭澤而漁，使得喀爾喀蒙古不堪負重，牧民大量破產，“過度的徵集大量駱駝、馬匹和綿羊，除了那些兩歲的兒馬和母馬外，最後把牧民所剩下的全部馬匹都烙上汗的印記登記了”，“無限制的勒索，帶來了兀魯斯人民的破產。”（《蒙古近代史綱》）。於是，成羣的人逃到俄羅斯避難。據俄國檔案記載，1730年有2091帳蒙古人趕着5210峰駱駝，68465匹馬，14962頭牛和131610只羊逃到俄國境內。原因是“在此之前他們向中國皇帝以牲畜納貢。自從洪臺吉（指噶爾丹策零）的戰爭開始之後，繁雜的賦稅多了起來。最後爲了移居洪臺吉地方，受蒙古將軍和王的命令，一個不留的同妻子兒女一同參加征戰洪臺吉的軍隊。”（賽切夫斯基《中國邊界歷史筆記》）另據記載，1734年有喀爾喀人935帳逃到尼布楚地區，俄國地方當局將他們用武力遣返。但不久又有540帳逃入俄境，經遣返後，又有227帳第三次逃到俄國境內。俄國是喀爾喀蒙古人曾經英勇抵抗過的侵略者，現在卻成了他們避難的港灣。可想而知受到的壓迫剝削何等嚴重。
這樣的剝削使得喀爾喀蒙古人對於清朝的不滿日益高漲，而1755年冬又發生了白災和瘟疫，對於卡爾喀蒙古來說更是雪上加霜。在這個多事之秋，清朝乾隆皇帝殺死了因爲疏忽而放走準噶爾首領阿穆爾薩納的扎薩克親王額璘沁，額璘沁是喀爾喀蒙古大活佛哲布尊丹巴二世的哥哥。他的被殺引起了諸王公的普遍憤怒，這就引起了1756年的“撤驛之變”。
撤驛之變是以撤驛站、棄哨探爲形式的反清鬥爭。它的發起人青袞扎布是喀爾喀蒙古很有名望的貴族，他與阿穆爾薩納交好，因此在看到額璘沁被殺後，爲求自保，起了反叛之心。雖然是出自私心，但因爲正好與喀爾喀人不滿清朝的情緒相契合，因此引起了相當大的動亂，各地牧民紛紛舉行暴動，撤驛棄哨，襲擊清軍，並對平素依靠官府勢力發放高利貸進行勒索的漢商進行打擊，清朝在漠北的驛站全部癱瘓。但是，青袞扎布沒有利用牧民的反抗情緒，僅僅想聯絡上層王公。而上層王公又不敢對清朝徹底翻臉，撤驛之變僅維持了數月便徹底失敗。青袞扎布父子被殺，追隨者遭到殘酷鎮壓。
這次事件，使得清廷對喀爾喀蒙古加強了警惕，從而用各種手段加強對外蒙古的控制。
首先是設置了駐庫倫辦事大臣，直接對中央負責，管理土謝圖汗部、車臣汗部和哲布尊丹巴活佛屬民的所有事務，將土謝圖汗、車臣汗和哲布尊丹巴活佛這些在喀爾喀蒙古有着崇高威望和號召力的貴族架空，處於絕對控制之下。
其次，收回了策凌家族的特權，改革了定邊左副將軍制度。策凌家族對清朝平定準噶爾立有大功，策凌被封爲超勇襄親王，並被任命爲定邊左副將軍，全面負責喀爾喀軍政事務。策凌死後，清廷對其子成袞扎布的繼承其位幾經變化，但因爲喀爾喀內部尚未穩定，而沒有最終收回他的權力。成袞扎布死後，其弟車布登扎布襲位，這時喀爾喀已經穩定，便以“強佔遊牧”的罪名免除了他的將軍職務，派內蒙古喀喇沁王公瑚圖靈阿擔任。到乾隆四十五年，則開始委派八旗出身的大臣擔任此職。定邊左副將軍職務由清朝直接委派大臣擔任，標誌着外蒙古的軍政清朝從間接管轄轉爲直接管轄。
更爲重要的，就是對於在喀爾喀蒙古人中有着崇高威望的哲布尊丹巴活佛的轉世系統的操縱。一世和二世哲布尊丹巴活佛都是在喀爾喀貴族土謝圖汗家族中轉世，從三世開始，清朝操縱必須在藏人中轉世，併成爲定製。活佛系統和喀爾喀貴族上層的血緣聯繫被切斷。
這些措施的實行，對於穩定外蒙古地區的統治無疑十分有利。但加重了外蒙古貴族和普通牧民對於清廷的不滿。這些不滿在清朝如日中天的時候，至多會出現一些牢騷，一些小的衝突，但在清朝大廈將傾的時候，便星火燎原一般彙集成分離運動的大火。
鴉片戰爭之後，清朝內憂外患日甚一日，原本看成是樊籬的各少數民族地區都成爲各列強的勢力範圍。蒙古地區的局勢也愈加混亂、複雜，日、俄等國的勢力逐漸深入其中。1912年7月第三次“日俄密約”簽訂時，兩國相互承諾，“俄國承認日本在東北的特殊利益，日本承認俄國在外蒙古和西蒙古地區的利益”。這個條約，僅僅是俄日兩國劃分勢力範圍，俄國對於外蒙古地區的覬覦，是從來毫不掩飾的，頻頻利用清朝駐庫倫辦事大臣和外蒙古諸王公的矛盾，積極策劃外蒙古從中國分離。
俄國所進行的策劃，最爲主要的藉口便是清朝當局對於在漠北蒙古人中享有至高無上地位的哲布尊丹巴活佛的不尊重。這倒也不完全是捏造，自1840年以後，哲布尊丹巴八世沒有一次被清廷召見，而在他之前的五十年，歷任哲布尊丹巴活佛沒有受過一次朝廷的褒獎。朝廷的態度也影響了駐庫倫辦事大臣對於哲布尊丹巴的態度。1878年，新被任命爲辦事大臣的滿人大臣志剛，剛一到任，便要求廢除以往辦事大臣謁見哲布尊丹巴時的叩拜禮，並要求哲布尊丹巴站立起來迎接。如果不從，便要上奏朝廷，讓朝廷來解決。幾經交涉，志剛終於同意哲布尊丹巴不用起身迎接，但也從此免除了叩拜之禮。以後的辦事大臣也都遵循此例。
這個問題現在看起來感覺無足輕重，但對於當時的外蒙古地區的蒙古人簡直是不可忍受，而對於哲布尊丹巴自己，也視之爲恥辱。
基於以上的問題，我們就不難理解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前夜，有18名蒙古王公在庫倫附近的博克多烏拉山中舉行秘密會議，所通過的向哲布尊丹巴八世遞送的呈文內容了：
‘我們的確再不能忍受滿清辦事大臣和官員們的貪慾，以他們對我國權利的掠奪了。雖然，努力爭取獨立和保護我們的黃教與國家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沒有外國的援助，要獨立將是困難的。因此，我們將派特使去我們的北方鄰邦俄國，並以友好的方式闡述這些事實，請求它考慮給我們援助。杭達多爾濟親王、大喇嘛車林齊密特和官員海山已被任命爲特使。‘（希.散達格《蒙古政治外交》第1卷，第244頁，1971年烏蘭巴托版）
這個呈文，明白的說明要“爭取獨立”，原因是清朝對外蒙古“權力的掠奪”和要“保護我們的黃教”。
而在獨立政府向內蒙古王公發出的第一次《檄文》中也說：“現值南方大亂，各省獨立，清皇權勢，日就凌夷。國體變更，指日可待”；“我蒙古亦應聯合各盟，自立爲國，以便保我黃教，而免受人權力壓制之苦。自應協力同心，奮勉圖維”
在第二次《檄文》中又說：“現南路敵人，行將舉兵來伐，即應妥爲防守，以固疆土。凡交界關卡之處，須不時細心巡查，免貽禍患。相應飛諮喀爾喀連界之錫林郭勒、烏蘭察布、伊克昭盟長等，及阿拉善王查照，傳飭所屬各旗傳諭各遊蒙各沙畢奴僕等，如何定居？黃教如何扶持？各情形具聞，當奉法旨。非圖獨立，繼難生存。”（《民國經世文編》第十八冊）。
強調的也是“以便保我黃教，而免受人權力壓制之苦”；“黃教如何扶持”的問題。
這與1913年10月10日，西藏地方政府驅逐清朝駐軍後，由噶廈政府簽署的一份表明西藏立場的文件內容有異曲同工之妙：
“滿族皇帝與保護神五世**喇嘛之間的關係已成爲師徒試的關係。當時中國政府的唯一目的即是爲今世和來世積德，他們幫助和優榮歷代**喇嘛，禮通各寺院的喇嘛。這樣的情誼使兩個國家像同一個國家的兄弟一樣團結起來。西藏人並不在意他們與中國的邊界，因爲他們認爲中國人所有的行爲都是對西藏友好的。然而，中國皇帝逐漸喪失了對佛教的信仰，對珍貴的保護神**喇嘛也不大尊敬了。後來，中國駐藏大臣及他的下屬官員和軍隊對珍貴的**喇嘛就談不上尊敬了。……西藏人民終於徹底絕望了，不得不起而反抗，並以中國人的失敗而告終，由敦爾喀駐藏官居間調停停戰，締結媾和條約，規定中國官員和軍隊撤出西藏，從海路返回中國。……”
清朝皇帝把信仰黃教的蒙古人和藏人分成四大教區，前藏、後藏、內蒙古和外蒙古，在雍正時正式確定，分別由**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章嘉呼圖克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四大活佛執掌，並規定不分高低，各掌其事。上面引用的外蒙和西藏兩份文件，都是舉出清廷對於荒郊大活佛的不尊重，失去了這些地方黃教信徒的信任，從而引發了分離運動。
誠然，這些放在表面上的原因，還可以看成是“藉口”，但對於外蒙古的王公和人民來說，卻是再充分不過的。西藏的分離，與英國的努力分不開，而外蒙古的分離，也與俄國的努力分不開。
1911年7月，以哲布尊丹巴活佛爲首的外蒙古王公，以會盟爲名，在庫綸召開四盟王公秘密會議，決定實行外**立，並派遣以杭達多爾濟、達喇嘛車林齊密特爲首的代表團密往俄京聖彼得堡請求俄國政府“庇護”，“接納喀爾喀於俄國保護之下”。7月30日，杭達多爾濟率領一個代表團帶着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向俄國“要求武裝援助”（阿.**夫《沙俄與蒙古》，見《紅檔》雜誌第6卷，1929年第37期）的信件去俄國首都彼得堡。8月15日，代表團抵達彼得堡，經與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俄國內閣總理大臣商談，沙皇政府於8月17日舉行的遠東問題特別會議決定：“帝國政府……不承擔以武力支持喀爾喀蒙人脫離中國之義務，而是居間調停，通過外交途經支持蒙人捍衛獨立之願望，勿與其宗主國君主清朝大皇帝脫離關係。”會議還允諾“將支持他們爲捍衛喀爾喀之獨特製度，同中國人進行鬥爭”。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11月中旬，杭達多爾濟一行趕回庫倫，密謀宣佈外**立，組成以杭達多爾濟爲首的臨時總理蒙古國務衙門。11月30日，杭達多爾濟等人，向清朝駐庫倫辦事大臣三多提出最後通牒，宣佈“將蒙古全土自行保護，定爲大**立帝國，公推哲布尊丹巴爲大皇帝，不日登極”，要三多立刻出境。
據中文史料記載：在農曆十月“十四日，三多見蒙人無加害之意始由領事館僱車數量，逃至恰克圖。恰克圖署任章京見三多至，再三挽留，不令其去，三多堅執不從，遂乘俄國火車，逃歸奏天，旋又逃至天津”。12月16日，庫倫獨立集團正式宣佈成立大蒙古國，以共戴爲年號，奉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爲皇帝。任命大喇嘛車林齊密特爲內閣總理大臣，內閣共設外務、內務、財政、兵、刑五部。各部大臣如下：
外務大臣：杭達多爾濟；內務大臣：車林齊密特(兼)；財政大臣：察克都爾扎布；兵部大臣：棍布蘇倫；刑部大臣：那木薩賴。此外，海山、陶克陶二人也分別被任命爲內務部司官和兵部司官。
1912年5月，庫倫獨立軍5000餘人，由海山和丹必佔燦喇嘛帶領進攻科布多。當時科布多城有守軍300餘人。科布多守軍與外蒙古軍隊奮戰幾十天，直到8月6日，科布多城失陷。
至此，外**立政權控制了外蒙古全境。
外蒙古諸王公在這個時候也許以爲大功告成，但他們忘了，一個弱小民族的命運，在這個時代是不會屬於他們自己的。
幫助藏人獲得實際獨立的英國人不主張西藏真正的“獨立”，因爲怕引起俄國的介入造成國際糾紛；而俄國也不願意外**立，因爲怕和日本形成緊張局勢。所以西藏是實現了保持驅逐清朝駐軍和大臣的自治，而外蒙古也不得不在宣佈成立大蒙古國，哲布尊丹巴八世成爲“日光皇帝”後退回到承認中國宗主身份的自治。
1912年年9月3日，俄國外交部指派俄國駐華公使廓索慈爲全權代表，前往庫倫與外蒙古當局單獨訂約。同年11月3日，在俄國挾持下，外蒙古當局與俄國簽訂了《俄蒙協約》和《商務專條》。《協約》和《專條》對外蒙古的自治地位和俄人在該地享有的控制權及各項特權作了明確的規定。《協約》第1條稱：“俄國政府扶助蒙古保守現已建立之自治秩序，不準中**隊入蒙境及以華人移植蒙地之權利”。在《協約》談判過程中，蒙古大臣達喇嘛等曾不只一次提出不同意見，強烈要求《協約》中載明外蒙古爲獨立國，並要將內蒙古納入大蒙古國，但俄方代表始終堅持“目前還不能提出**立問題，只能提出內部自治問題”。結果是外蒙古當局不得不屈從俄國的意志，按照俄方起草的草案簽訂了《協約》和《專條》。
1915年6月7日，中俄代表及外蒙當局在恰克圖簽訂了《中俄蒙協約》。《中俄蒙協約》凡22條，要點爲：一，“外蒙古承認中國宗主權。中國、俄國承認外蒙古自治”；二，外蒙古“無權與各外國訂立政治及土地關係之國際條約”，但有“辦理一切內政並與各外國訂立關於自治外蒙工商事宜國際條約及協約之專權”；三，中國貨物運入外蒙古須納內地貨捐，洋貨由外蒙古運入中國內地，應照1881年之中俄陸路通商章程所定之關稅交納；四，中國屬民在外蒙古之民刑案件由中國官員審理，蒙人與中國屬民之民刑案件，由中蒙官員會同審理，各案自己法律治罪。
《中俄蒙協約》使俄國幾年來通過《俄蒙協約》及《商務專條》，中俄《聲明文件》及《聲明另件》所獲得的在外蒙古的特權以中俄蒙三方條約的形式從法律上鞏固下來。通過此約，俄國沒有支持外蒙古王公建立獨立國的要求，而是按其既定方針，將外蒙古成功地限制在自治的範圍內。
再往下的路，西藏和外蒙古則分道揚鑣了。西藏在清朝滅亡後一直保持着獨立狀態，但仍要承認中國的宗主權，最後隨着1949年中國出現了百餘年來第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而宣告了“喇嘛王國的覆滅”，重新回到中國的版圖之內，而且遭到了以往所有朝代都沒有過的徹底的統治。而外蒙古雖然在1917年被北洋政府派兵強行結束了自治，但卻在新興的蘇聯的支持下，實現了獨立，先是君主立憲，後來乾脆成爲共和國。這時候的外**立運動，雖然是兩個**員蘇赫巴特爾和喬巴山所領導，但有着鮮明的民族主義色彩，不再是以宗教作爲獨立的號召，而是要建立“蒙古人自己的國家”。
1949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百年來中國第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所有有着分離傾向的地區都施加鐵拳予以收回，它不再懼怕英美等西方國家，所以，西藏的靠山是靠不住的。而它卻不得不服從於蘇聯老大哥，外蒙古的靠山穩固如初，中華民國政府承認在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接受在後。可謂迴天無力了。
值得一提的是，外蒙古在成爲了蘇聯保護下的蒙古人民共和國後，僅僅是名義上的獨立國家。有自己的政府，但總理任命得由蘇聯說了算，有自己的軍隊，但完全聽命於蘇聯。開國領袖蘇赫巴特爾就是因爲民族精神過於突出，而在國家成立僅一年後，便不明不白的死在了醫院。蘇聯時代，蒙古有十位總理因爲反對蘇聯的政策而被殺害。原有文字被廢除，改爲俄文字母拼寫。原來要求獨立而保護的黃教也遭到了滅頂之災，曾經是被人崇敬的喇嘛集團被成羣的逼令還俗，不肯還俗的則被屠殺掉。可說是“改天換地”。若按筆者自己的觀點，外蒙古的獨立，因該從1990年蘇聯解體開始，在這之前，只是從中國版圖進入到蘇聯版圖。
外蒙古的獨立運動，可說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悲劇，這不僅僅是因爲中國損失了廣大的領土，還表現在，外蒙古想要在清朝衰落時獲得自己獨立，不同階層的人物都爲之努力。但在弱肉強食的時代，這些可稱作本民族英雄的人，不過是大國的牽線木偶。經過一場場血與火的浩劫，也只是獲得了換個環境重複自己曾經的遭遇而已。
能夠建造如此城牆（長城）的人民，必有其足以驕傲的偉大歷史。那麼，逼使建造這一城牆的人民，就有着至少是同樣足以驕傲的偉大歷史。
內蒙古的獨立和自治運動
外蒙古的獨立運動，對於同宗同源的內蒙古，不能不產生影響。但因爲內外蒙古在清朝時處境不同，環境不同，因此內蒙古的獨立運動更爲複雜。
清朝建立對內蒙古地區的統治之後，視內蒙古爲自己的長城，對其上層甚爲優禮。爲了能後控制這個有過輝煌歷史而又桀驁不馴的民族，聯姻、分封和大力推行黃教就成爲最有效的手段。
聯姻，使得蒙古上層貴族和清朝皇族成爲了“一家人”，據學者統計，有清一代，滿清皇室公主下嫁蒙古王公多達32人，而蒙古貴族女子嫁入滿清皇室的也很多，就皇太極一人的后妃自庶妃以上的就有6人，一家人之間即使有衝突，也可以在家裡解決。分封，使得曾經擁有強大武力的蒙古貴族們，所統領的百姓和領土越分越小，對中央構不成威脅，如內蒙古原三大部被分爲六盟四十九旗，外蒙古原四大部被分爲八十六旗，衛拉特蒙古分爲34旗，青海蒙古分爲26旗。而推廣黃教，則使蒙古人的好戰、善戰的民族特性被消磨殆盡，而人口也無法得到增長，甚至出現銳減。
但是，清朝對於內蒙古諸王公一向都是“另眼相看”，倍加寵信。在蒙古各旗當中，只有內蒙古各旗的扎薩克擁有統帥兵丁之權，並且各旗事務均由扎薩克自行處理。
相對於清朝對外蒙古的橫徵暴斂，對於內蒙古則是採取輕徭薄賦政策，按照清朝有關蒙古賦役的條文規定，內蒙古只需供應少量的戰馬、湯羊、乳酒、石青等物，雖然也要承擔一些守卡、驛遞等勞役，但相對負擔較輕。這種輕徭薄賦的政策，在清代前期一直奉行不渝。另外，對於天災，清廷還進行慷慨的賑濟，規定蒙古但凡遇到重大天災，都要調撥大量的米糧、皮裘、牲畜、氈房、銀兩給予救濟。除此之外，對於內蒙古，清廷還實行養贍制度，《大清會典事例.〈理藩院.優恤〉》記載，在荒年歲月：“先察明貧乏之戶，由本旗扎薩克及富戶、喇嘛等撫養，不足則各旗公助牛羊。每貧臺吉給牛三頭，羊十隻，每貧人給牛二頭，羊十隻。”如本地無力養贍，由“盟內等共出牛羊協濟養贍。設若連年饑饉，該盟內力乏不能養濟，可申報理藩院遣官查勘，發佈賑濟。
這樣的優厚待遇，使得內蒙古地區很快擺脫了清初因爲戰亂而經濟凋敝的狀況。張穆的《蒙古遊牧記》，記載在康熙三十五年時，“進邊口，於沿途見蒙古生計，阿巴垓、蘇尼特等旗駱駝皆健，馬匹較少，牛羊饒裕”，鄂爾多斯地區“見其人多有禮貌，不失舊時蒙古規矩，各旗縣和睦一體。無盜賊，駝馬牛羊不必防守，生計周全，牲畜繁盛，較它蒙古殷富，圍獵嫺熟，稚兔復多，所獻馬皆極馴，取馬不用套杆，隨手執之，水土食物皆甚宜。”
在這種欣欣向榮的情況下，無論是上層王公，還是普通牧民，都感到“皇恩浩蕩”，自然不可能如外蒙古一樣對於清廷素懷二心的。
而在康乾盛世過去之後，清朝迅速向衰世滑落，內蒙古地區也一損俱損的告別了自己的黃金時代，和清廷的蜜月也結束了。
因爲視內蒙古爲自己的長城，清廷對於王公們的土地也和自己的龍興之地一樣禁止流民進入開荒。然而，在嘉慶、道光兩朝發生的川陝白蓮教、回民起義波及到蒙古地區時，蒙古各旗兵勇表現的軟弱無能、戰鬥力低下，使得清朝統治者大失所望，再加上鴉片戰爭爆發，“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來臨，國庫空虛。於是清廷於1840年對蒙古地區開禁，在木蘭圍場（錫林郭勒南部）招佃放墾，分片出賣草原，換取餉銀。
其實雖然清朝對於蒙古地區的禁墾推行的甚爲嚴厲，但在乾隆中期以後，“違禁出關”“違禁開墾”的流民就形成了“移民潮”，達到了“至出口墾荒者，動輒以千萬計”（《清仁宗實錄》嘉慶十一年七月已未）的地步。但那屬於民間自發，清廷也予以限制，《大清會典》記載，當農耕和牧業發生衝突時，清廷是要保護牧民利益的：“蒙古地方基已耕種，不可牧馬，非數十年，草不復茂，爾等酌量耕種，其草佳者，應多留之，蒙古牲口惟賴牧地而已”，而流民墾荒也應和了蒙古地區需要農業的要求。但到政府開禁，性質便全然不同，規模巨大，且毫無限制，與牧民爭奪土地，這就引起了大量的抗墾運動，原本相安無事的滿蒙、蒙漢民族之間，開始出現了裂痕。
當然，這些摩擦和裂痕還不足以讓內蒙古對於清朝產生離心力，各王公還是對清廷忠心耿耿。在辛亥革命爆發，清廷岌岌可危的時候，內蒙古各王公並沒有如外蒙古王公一樣謀求獨立，而是力圖延續清朝的壽命。
清朝覆亡前夜，當時駐京蒙古王公有：“清廷御前大臣中的喀爾喀賽音諾顏札薩克親王那彥圖、科爾沁輔國公博迪蘇；八旗都統、副都統的科爾沁札薩克親王阿穆爾靈圭、土默特札薩克貝子棍布札布、科爾沁輔國公達賚、喀爾喀親王那彥圖之子祺誠武；資政院欽選議員中的喀喇沁札薩克郡王貢桑諾爾布、喀爾喀車臣汗部郡王多爾濟帕拉穆；新疆舊土爾扈特部札薩克郡王帕拉塔、科爾沁札薩克賓圖郡王棍楚克蘇隆、巴林札薩克郡王扎噶爾、奈曼札薩克郡王蘇珠克圖巴圖爾等”（參閱《宣統政紀》、《東方雜誌》第二輯；陳仲言《近代史資料》總48號）。
武昌起義爆發後，在京的蒙古王公們，面對清朝覆亡、共和將興的局勢，爲挽救清王朝覆亡的命運，在京進行了一系列政治活動。10月24日，首先在京成立了“蒙古王公聯合會”(勃海壽臣輯《辛亥革命始末記.要件》)，亦稱“蒙古同鄉聯合會”。該會訂立《章程》八章二十一條及《附件》一條。“本會以開通蒙古風氣，改良政治，保存權利，聯絡全體，互相結睦爲宗旨”；規定‘本會以蒙古汗、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公、札薩克、議員及現有任職之臺吉、塔布囊、旗號等爲會員‘；還規定“設總會於京師，設分會於蒙古各地。”
“蒙古王公聯合會”成立後，即以全體蒙古王公的名義，於宣統三年十一月初七日向清朝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呈遞了一件請願書，其中寫道：“代表等世居朔漠，久濯王靈，於大皇帝無二心，於強鄰無異志……故代表等痛心疾首，期復舊觀”。並說：“前此庫倫所以宣言獨立者，非叛大皇帝，亦非深識共和之意義爲何物也。實以改爲民主之訛傳，恐失其統於一尊之效。”於是，他們殷望懇求袁世凱“詳示就裡，以釋羣疑”，以便於“此意通告內外各蒙藩，俾識德意，鹹生愛戴”。
這封請願書不但宣稱自己“於大皇帝無二心，於強鄰無異志”，而且還爲外蒙古的獨立運動辯解，說“非叛大皇帝”而是“亦非深識共和之意義爲何物也”。在他們心中，只要不實行共和制度，外蒙古便不會獨立。這當然是他們的一廂情願，與外**立的真正原因完全南轅北轍。
蒙古王公擁戴清廷反對共和，自然有他們自身的利益考慮和情感因素，更多的，是對共和提倡者們的恐懼。
孫中山爲代表的革命派高舉的是兩面旗幟：一是以民主反對大清帝國的**；二是以大漢民族主義反對腐朽的滿族統治。而後者的影響更強一些。雖然也講民主、民權，但最有煽動力的是民族的訴求。用他的話來說是：“凡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況以滿洲少數之民族，不能不設種種之苛法，以斷絕吾人之生計。”（《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版），因此“發誓要建立一個真正漢民族的國家。”（《孫中山年譜長編》第80頁）正如興中會的加盟誓詞所說：“驅逐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衆政府。”（《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0頁）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身爲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偕同秘書長鬍漢民同日本三井財團代表森恪及宮崎滔天、山田純三郎會談。會談前，森恪等曾得到先後出任首相的日本政界元老桂太郎、山縣有朋等授意，冀圖與孫中山等革命黨人訂立密約，使東三省歸日本所有。會談中，孫中山表示：“當此次舉事之初，餘等即擬將滿洲委之於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國革命。”日本政府如能“火速提供資金援助”，“餘或黃興中之一人可赴日本會見桂公，就滿洲問題與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計。”據與孫中山有密切交往的內田良平說，從1905甚至更早時開始，孫就曾在遊說日本朝野人士時一再聲稱：“滿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國革命的目的在滅滿興漢”，“日本如能援助中國革命，將以滿蒙讓渡與日本。”
既然“凡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既然要“驅逐韃虜，恢復中國”，既然要“日本如能援助中國革命，將以滿蒙讓渡與日本。”怎麼能不讓與清廷休慼相關的蒙古王公膽戰心驚？他們發電給南北議和的南方代表伍廷芳發電，指責革命派是“狹隘民族主義者”，當是肺腑之言。
代表革命派利益的伍廷芳，收到蒙古王公的電報後，以民國議和全權代表的身份和名義，向內蒙古王公發出覆電，曉以五族共和大義，規勸他們擁護民國。
指出“軍民起義之目的，欲合漢、滿、蒙、回、藏爲一大共和國，此舉並非爲漢人之自私自利起見，乃俗與蒙、滿、回、藏，同脫**奴僕之苦，而享共和兄弟之樂，此與滿人大有利益。即如今日滿人不能貿易自由等弊，將來民國，何致有此制度。至於蒙古，若能除去苛政，同享平權，其爲利益，更不待言。故共和者，非僅漢人之利，漢、滿、蒙、回、藏所同利也。今諸王公何以於**之滿清，尚思擁戴，於共和之民國，反不贊同，此誠本代表所未喻。頗聞京中有人佈散流言，謂民軍所持民族主義，至爲狹隘，想諸王公聞之，致生疑慮，故有此言。若以本代表所聞，民國成立，漢、滿、蒙、回、藏一律平等，確無疑義。其滿、蒙、回、藏原有之王公爵俸，及旗丁口糧等，必爲謀相當之位置，決不有稍有向隅。且國民平權，將來之大總統，漢、滿、蒙、回、藏人，皆得被舉，政治上之權利，決無偏畸。此皆本代表所敢爲諸王公明告者，幸同扶人道，同衛中國，毋惑浮言，自相疑貳，是所深望。”（《辛亥革命始末記.要件》）。
這“五族共和”的說辭，“故共和者，非僅漢人之利，漢、滿、蒙、回、藏所同利也”的解釋，對於蒙古王公消除疑慮，是起到一定作用的。雖然還有諸多王公反對共和，但在1月26日皇族宗社黨首領良弼被革命黨炸傷身亡，清廷再也沒有挽救的可能的時候。蒙古王公也就順勢改變了自己的立場，表示“若以中國國體而論，本宜於君主，而不宜於民主。惟今日全國人心既皆堅持共和，且各親貴亦多贊成此事，我輩又何所用其反對。今惟全聽御前會議如何解決，如決定共和，我蒙古自無不加入大共和國家”(《辛亥革命始末記.要件》)。
同時，爲了維護自身利益，2月1日，那彥圖、阿穆爾靈圭以“蒙古王公聯合會”的名義，致電孫中山、伍廷芳，稱：“合五大民族組織共和政體……此本無所用其反對。惟以蒙古制度、風俗、語言、文字，與內地不同，又以地居全國大半，民風強悍，逼外強鄰，危險實多……”，要求新建立的中華民國政府，不僅要考慮蒙古王公的特殊利益，而且應該維持蒙古固有的社會制度。2月6日，清帝正式頒詔退位。蒙古王公在袁世凱召集的皇族近支、軍政會議上又表示：“某等對於君主，共和並無成見，只要雙方和平了解，則爲五大族之幸福。況朝廷已欲頒詔共和，某等敬謹遵旨，決不反對”(同上)。
然而，在駐京蒙古王公表示對共和“敬謹遵旨，決不反對”的時候，外**立政府對於內蒙古各王公散發了大量的檄文，希望他們能夠響應獨立運動。並頒佈《致內蒙古王公八項優待條件》，其內容是：
一、凡內蒙古王公歸順者，仍襲現職，年俸皆加倍賜給，由庫倫政府支取；
二、凡王公以下皆晉升一級，其年俸由庫倫政府支給；
三、各旗政費及軍費，若有不足，庫倫政府予以適當補助；
四、各旗若有改革之處，庫倫政府竭力援助；
五、內蒙古人民也可充庫倫政府官吏，得外蒙古人享有同等權利；
六、一切租稅均與外蒙古一律，不加偏重；
七、庫倫政府有維持內蒙治安之責，若民國加壓迫，政府必派軍隊保護；
八、以上各條，由呈歸順庫倫政府之日起生效（柏屈孝久、濱田純一《蒙古地誌》上卷）。
在這樣的條件誘惑下，當時內蒙古六盟四十九旗中，相繼有三十五旗蒙古王公響應或者支持庫倫獨立。（《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第2卷）在這三十五個旗中，“包括錫林郭勒盟的所有十個旗；哲裡木盟十個旗中的七個旗；昭烏達盟十一個旗中的六個旗；烏蘭察布盟六個旗中的五個旗；卓索圖盟五個旗中的兩個旗；伊克昭盟七旗中的五個旗”（［蒙古］sh.桑達克《蒙古的政治與外交》第1卷）。
當然，內蒙古王公不僅僅是對於外**立的支持，也在尋求自己的獨立。
1912年8月，哲裡木盟科爾沁右翼前旗札薩克郡王烏泰，聯合科爾沁右翼後札薩克鎮國公拉喜敏珠爾，並糾集扎賚特旗王公，發動武裝政變，宣佈“獨立”。9月，昭烏達盟扎魯特左右兩旗、奈曼旗等部分王公潛往庫倫歸順。還有克什克騰旗蒙古平民樂山也參與了當地的“獨立”運動。當時，在卓索圖盟以貢桑諾爾布郡王爲首的索得那木、海山、羅布桑卻珠等蒙古王公，也捲入了這次“獨立”運動。此外，在錫林郭勒盟十個旗的蒙古王公和一些喇嘛，在外蒙古和東部蒙旗“獨立”運動的影響下，東、西浩齊特旗有大量蒙古居民投往外蒙古，還有東阿巴嘎旗和阿巴哈納爾旗等王公，對外**立的態度，也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傾向性。至於內蒙古西部烏蘭察布盟和伊克昭盟十三個旗的蒙古王公，從最初自發的反應來看也是支持外**立的，並有的王公派人到庫倫發生過聯繫。
這些獨立運動，雖然一時讓人感到山雨欲來風滿樓，但都沒有成爲外**立那樣的既成事實。原因有多方面，但主要是內外蒙古的人文環境和地理環境有着極大的差別。
從地理上來說，外蒙古距離中國中心地帶“山高皇帝遠”，民族較爲單一，主要是蒙古人，而漢人和其他民族人數少的可以忽略不計。“獨立”的客觀可能性大。而內蒙古靠近中國政治中心，一舉一動對於中國來說都是牽一髮而動全身，所以難以成事。
從人文情況來說，外蒙古還保持着傳統的蒙古特徵，其他民族文化進入較少，對於中國的離心力也大。而內蒙古地區，明清兩代大量漢族、回族人口遷入，人口已經超過原住民蒙古人，文化交流頻繁，民族差別小，對於中國的向心力也大。在外蒙古有着至高無上地位的黃教，在內蒙古並不能成爲實現獨立的法寶。雖然有很多王公傾向獨立或是併入外蒙古，但無法形成外蒙古那種一呼百應的局面。
著名的蒙古王公貢桑諾爾布在進行獨立運動時的遭遇便可說明。
貢王在1912年3月回到本旗後，“就召集旗內高級官員舉行了一次秘密會議，宣佈了他的關於內**立計劃和主張”。然後，他同來自東蒙古的各旗王公和代表在烏蘭哈達(今赤峰市)召開了會議。在這次會議上，“他作爲主要領袖和發言人之一，明確主張脫離中國加入大蒙古國”(扎奇斯欽《貢桑諾爾布王，內蒙古現代化的先驅》)。但在這次會議上，除了昭烏達盟克什克騰旗的出身於蒙古平民的樂山支持採取獨立行動以外，“大多數內蒙古王公對於獨立的心情是矛盾的，更確切地說，他們是對脫離中國感到擔心”；“同時他們又認識到，由於他們的領地位於內蒙古南部，靠近中國的政治中心，像瀋陽、承德這樣的軍事駐地，這種舉動是危險的”（《內蒙古近代史譯叢》第一輯）。所以，出席會議的蒙古王公，由於考慮到個人安危問題，“會場默然，不發一言”，最後“不歡而散”，未取得任何結果。
會議結束後，貢王除了派遣羅布桑卻珠前往庫倫與外**立政府聯繫外，還指派阿拉坦敖其爾(金永昌)前往大連的日本基地聯繫領取原定在鐵嶺車站接運的日本武器。但日本泰平公司沒有按照合同約定的地點運到鐵嶺，而是把標有“東蒙古開墾用新式農具”字樣、內裝槍支彈藥的十幾個木箱錯運到鄭家屯站。阿拉坦敖其爾到鄭家屯後，當把這些軍火分別裝在十幾輛牛車上，準備運往喀喇沁旗王府的時候，突被東北駐軍吳俊升的軍隊查獲，車上十幾名穿着中國服裝押運軍火的日本人亦被槍決，武器全部被繳獲，阿拉坦敖其爾隻身脫逃。
不久，貢桑諾爾布又準備“熱河境內實行自治”的運動。同年冬，這次熱河蒙旗自治運動剛一開始，就被熱河都統熊希齡所偵悉，貢王便被袁世凱以赴京就職爲由調離了熱河，終未能成事。
這位內蒙古現代化的先驅，當年興業變革，創建郵電事業、開辦工廠商店，興辦教育，創辦培養蒙古族技術軍事人才的崇正學堂、守正武學堂和蒙古族第一所新式女子學校毓正女子學堂。何等雷厲風行，意氣風發，但要談到獨立和自治，則是寸步難行。
綜上所述，清末內蒙古的獨立運動是在挽救清王朝滅亡無果的情況下才出現的，由於地理和人文環境的不同，內蒙古傾向獨立的王公並不像外蒙古王公有着鮮明的宗教色彩，而有着更多的民族主義思潮。
能夠建造如此城牆（長城）的人民，必有其足以驕傲的偉大歷史。那麼，逼使建造這一城牆的人民，就有着至少是同樣足以驕傲的偉大歷史。
德穆楚克棟魯普的獨立和自治運動
外蒙古的獨立運動，原因在於清朝依靠武力將其納入統治之下後，又對其進行了相當的壓迫，到統治後期又不再尊重自己打當初制定的宗教政策，以至於上下離心，究其本源，仍然沒有脫離古老帝國衰落後，被征服地區起而反抗的範疇。內蒙古在清末民初的獨立運動則是在清王朝覆滅後，因爲對於新建立的共和政府不信任，並受到外蒙古的煽動而產生的，民族主義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而當時間進入到20世紀30年代，內蒙古的格局已經完全在國黨國民政府的控制之下趨於穩定，清末民初的情況都不再存在。這個時候的自治和獨立運動，又是怎麼樣的？
德穆楚克棟魯普，統稱爲德王，是一個有着極大爭議的人物。在清末民初的內**立運動沉寂下去後。他是主張獨立和自治最爲著名，活動也最爲頻繁的內蒙古王公。由於他的獨立和自治活動是在日本侵華戰爭爆發時進行的，也就被戴上了“蒙奸”的帽子。把他的事蹟單獨列出來解析，對於蒙古地區的獨立運動的分析有着特別的意義。
德穆楚克棟魯普，孛兒只斤氏，公元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出生於內蒙古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右旗。他的父親那木濟勒旺楚克是該旗的郡王。那王去世後，1908年清朝政府按蒙古王公世襲制度，封他爲蘇尼特右旗郡王。1912年中華民國政府加封他爲蘇尼特右旗扎薩克和碩都棱親王。
德穆楚克棟魯普成長時期正好是中國政治局勢處於劇烈變化的年代，在他9歲時，清王朝滅亡。10歲時，日俄第三次“日俄密約”簽訂，把內蒙古分爲東、西兩部，“俄國承認日本在東北的特殊利益，日本承認俄國在外蒙古和西蒙古地區的利益”。清朝政府對內蒙古實行放墾開荒政策，在北洋政府時期得到了更好的貫徹，在內蒙古劃設熱河、察哈爾、綏遠三個特別區，繼而1928年改爲行省，到處設立墾務局，抵制、反抗放墾鬥爭此起彼落，先後有前郭爾羅斯陶克陶胡起義抗墾；科左前旗嘎達梅林抗墾；西部烏審旗白音賽音起義抗墾；準噶爾旗丹丕爾起義抗墾；扎薩克旗旺丹尼瑪起義抗墾；達拉特旗胡爾嘎起義抗墾；1943年伊盟七旗聯合抗墾。
在這樣的成長環境下，德王有着比他的前輩更爲濃烈的民族意識，也就不奇怪了。
1924年，德穆楚克棟魯普升遷補任爲錫林郭勒盟副盟長。1925年，以西盟代表的身份應邀赴京出席了善後會議，被選爲段祺瑞政府臨時參議院參政。從這時期他涉足政治舞臺，和貢桑諾爾布、凌升、白雲梯、郭道甫、吳鶴齡、金永昌及西藏宗教領袖九世班禪等人相互交往，探討內蒙古自治出路。同年，二十三歲的德王提出“改革旗政，出問矇事”，加強和擴大蒙旗保安武裝組織，興辦中、小學教育和衛生、工業組織，建立紡織廠。他以保護張家口至外蒙古境內的烏得之間的公路交通爲名，向北京政府和各路軍閥要錢要槍，挑選本旗精壯子弟組建起一支500多人的烏滂守備隊。這一年他還積極參與了北京的蒙古族各界人士和蒙藏學校的青年學生舉行的，內蒙古人民反對移民屯墾的大規模的遊行請願運動，取得較大影響和效果。
1930年，吳鶴齡等一大批蒙古族青年不滿國民政府的治蒙政策，以內蒙古各盟旗代表組成內蒙古代表團，前往南京舉行了聲勢浩大的請願，從而促成了1930年南京蒙古會議的召開並通過了《蒙古盟部旗組織法》。對於這一運動，作爲錫副盟長的德王表示了贊同和支持，並派代表參加。
由此可見，德王這時候的政治理念，是蒙古區域自治，這並不影響國家穩定，相反還是促成共和制度的發展。因爲現代共和應該有兩個要點：一是公民自由權利的憲政保障體系；二是地區和民族和平聯合，中央和地方妥善分權，拒絕絕對主義的中央集權。既然國民政府承諾“五族共和”，“非僅漢人之利，漢、滿、蒙、回、藏所同利也”。那麼，五族之一的蒙古族成立區域自治，可說理所當然。
在從政過程中，德王瞭解到屬地方自治性質的內蒙古自治，尚在國民黨中央許可之列，便和錫盟盟長索特那木拉布丹、烏盟盟長雲丹旺楚克、伊盟盟長沙格德爾扎佈會商，於1933年8月24日在百靈廟舉行了第一次自治會議，發出通電宣佈成立“蒙政會”，雲王爲委員長、索王、沙王爲副委員長、德王任秘書長。實際上具體事宜都由德王一手操辦。同年10月，各盟旗選派代表赴京請願國民黨中央批准“蒙政會”。德王還派私人代表面見蔣介石，一則報告日本人進出西蒙地區，請示如何對待；再則請撥經常費及建築費。這次自治運動得到蒙古各階層和各派的一致贊同、支持。南京政府也於1934年3月，批准成立“蒙政會”，4月在百靈廟隆重舉行了蒙政會成立典禮。蒙政會委員中包括白雲梯、克興額、吳鶴齡等國民黨中央黨政官員，也有阿拉坦鄂齊爾、達理扎雅、郭爾卓爾扎布、卓特巴扎普、尼瑪鄂特索爾、榮祥等各盟旗執政王公。還吸收了不少青年知識分子爲工作人員。德王發動和領導的內蒙古自治運動，終於獲得了成立“蒙政會”的成果，成爲當時國內蒙古各盟旗統一的民族自治機關。
但是，國民黨中央對於何謂“共和”僅僅是一個時髦，“領時代之先”的招牌，他們更追求的是全國的大一統，在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之下實現中國傳統的“書同文，車同軌”的統一，根本沒有領會共和的真諦。何況，國民黨從創始人孫中山開始，便不承認中國爲多民族國家，孫中山便說：“中國自廣州北至滿洲，自上海西迄國界，確爲同一國家與同一民族。（《孫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87頁）”。而蔣介石更是提出“中國沒有不同民族，有的是同一民族的不同宗族”。既然這樣，德王等蒙古先進分子創立的“蒙政會”，在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眼裡，就成了一個新型的地方軍閥。
而作爲在華北有着實際利益的軍閥傅作義也容不得在自己治下有這麼一個機關存在。因此，對於這個有着地方自治性質的民族自治機關，無論是國民黨中央政府和還是地方政府，都用盡一切手段進行破壞：
1934年8月，蒙政會保安隊總隊長、德王的日文翻譯併爲德王辦理對外聯絡事宜的韓鳳林，在北京被國民黨憲兵機關以日本特務的罪名秘密逮捕後處死；
國民黨中央政府頒佈的“各項稅收在蒙地及向蒙民徵收的部分應一律劈分蒙古若干成”的規定遲遲得不到落實，於1935年秋，德王與傅作義爲蒙旗過境稅問題，在烏拉特中旗黑沙圖稅卡發生衝突，幾至交火動武；
烏拉特前旗（西公旗）扎薩克去世，其族侄巴圖巴雅爾、石拉布道爾濟二人發生爭襲事件。盟長雲王主張由近支巴圖巴雅爾承襲，綏遠省當局卻硬行將石拉布道爾濟扶上王位。後因該旗貴族內部矛盾日趨激化，發展爲德王和傅作義之間武裝衝突的起因，死傷幾十人；
綏遠和察哈爾省當局無視南京政府公佈的有關政令，仍繼續在蒙旗地區推行屯墾，增設設治局，使得蒙漢矛盾、農牧矛盾越發激化。
在成立的一年中，在與傅作義的較量中處處敗北，中央政府又“管不住封疆大吏”的處境下，蒙政會步履艱難，一事無成。如果僅僅是這樣，德王只會繼續在中央和地方實力派的夾縫當中謀求政治權力。在他日後被迫與日本合作後，屢次向要難逃，並對蔣介石表白“內蒙古是尋找蒙古民族自治的路，不是勾結日本反對中國”，便可說明這一點。
而這時，一股比國民黨中央政府和地方實力派更強大也更危險的力量逼近了西蒙，那便是侵華日軍。
在德王和傅作義矛盾激化的時候。華北被日本人被佔領，日軍西進已成定局。這時候的德王仍然希望中國政府能夠擋住日本入侵，讓自己的自治運動在中國的框架內得以實現。可是，國民政府對於蒙古地區的安危並不放在心上。蒙政會副委員長索特那木拉布丹對日本西進很擔心，曾多次派人給蔣介石、何應欽報告過日本人在西蒙地區設電臺、特務機關等活動情況。但得到的只是“盡力拖延日本的行動”的空洞的指示。1935年1月，何應欽以軍政部部長身份在國民黨高級會議上作報告，比較中國和日本兩國實力，得出的結論是“與日本立即戰爭，惟有失敗一途”，“華北不能保，更談不上蒙疆”。在這樣局勢下，西蒙地區被日本佔領只剩時間問題了。
西蒙該何去何從？
德王找同僚研究怎樣度過難關時，衆人認爲：“蒙古人爲自己的利益，跟誰都可以合作，既可和日本合作，也可與外蒙、蘇聯合作”，並提出要走三條路：日本、蒙古國、蘇聯三者中選擇。德王當即表態：“走日本路線太危險，日本有領土野心，我們有被吞併的可能；外蒙古赤化後對王公喇嘛的排擠，我們已經由迪魯瓦格根和從外蒙古逃亡出來的人們中聽得太多了。蘇聯是控制外蒙古的，外蒙古的一切無不聽命於蘇聯，步外蒙古的後塵實在危險的很。”
國民政府已經要放棄西蒙了，憑藉蒙政會和各旗王公武裝力量也不可能阻擋日軍西進。德王意識到，如果不與日本“聯合”，則不是爲僞滿管轄，就後來的汪精衛管轄的省或縣，內蒙古人民的遭遇恐怕更爲可悲，與日本以“自治”形式“聯合”雖然是飲鴆止渴，在當時的局勢下可以說唯一的辦法。再加上蒙政會成立以來，發生的韓鳳林被殺、與傅作義的鬥爭失敗等等遭遇，終於使德王決心倒向日本一方。
德王之“聯日”，可說是無政府棄地之後的無奈之舉，但也存在着希望能夠在日本人幫助下，實現在自己“自治”或“獨立”的僥倖心理。
1935年冬德王開始了他的聯日行動。而這對於日本方面也是求之不得的結果。1936年初便成立了“蒙古軍總司令部”。德王的初衷是藉助於既成事實的日本勢力建立“蒙古自治邦”或“獨立的蒙古國”；日本軍利用德王是爲了擴大和加快侵略中國步伐。蒙古軍司令部成立後不久，日本派駐德王處的特務機關長田中隆吉鼓動德王：“爲了**立必須把傅作義從綏遠趕走”。但德王此時還不想與國民黨政府徹底決裂，雖然田中隆吉多次鼓動，德王以“軍隊組建不久，訓練較差”爲由推拖出兵。田中隆吉無奈，只好另組織漢人部隊，從河北、察哈爾省召集土匪、雜兵，組成三四千人的烏合之衆交由王道一指揮，爲了急於成功，迫不及待把這部隊投入綏東前線，攻擊紅格爾圖，遭到慘敗。緊接着又組織了王英的“大漢義軍”。王英是河套地區最有勢力的惡霸大地主。傅作義主綏後與他產生利益衝突，被趕出河套，跑到天津租界觀望等待。經過日本在天津的特務人員的鼓動，他出面招兵買馬，組織了“大漢義軍”。
田中隆吉組成“大漢義軍”後，要求“蒙古軍作第二線佈置，否則趕走傅作義就要讓王英入主綏遠”的脅迫下，德王只好答應出兵。結果全面失敗，傅作義成了全國景仰的抗日英雄。
七七事變後德王入主綏遠，建立了“蒙古聯盟自治政府”。1939年9月1日，日本將“蒙古聯盟自治政府”和“察南自治政府”、“晉北自治政府”合併爲“蒙疆聯合自治政府”。雖然從地域上看比原來擴大了，但卻引起德王的不滿和反對。因爲，德王從政開始時，就把蒙古民族的自治自主當做自己追求的目標。現在日本人把親自扶持成立的三個自治政府合併爲一個較大行政區域，統一管理，控制財源，搜刮戰略物資，爲侵略中國戰爭服務。德王擬就了反對“蒙疆聯合委員會”的公文，提出：“張作霖曾當過‘蒙疆經略使’，對東部蒙旗橫加壓迫，強制開墾，引起蒙古人對蒙疆二字的極大反感。現在仍沿用蒙疆二字，作爲代表新政權的名稱，是對蒙古民族的莫大侮辱。……‘復興蒙古民族，實現蒙古自治’是我們蒙古民族當前的兩大目標‘等理由，以蒙文作爲主件，日文作爲附件，總總共製成六份，分別寄往日本內閣首相、外相、陸相等日本上層機關，表示抗議。但這些都沒有起到什麼作用。1939年4月末，德王被日本軍部邀請到張家口“商量要事”，到達後日軍方宣佈“現在就舉行任命儀式”，任命德王爲“蒙疆聯合自治政府總務委員長”。對於這樣連推選形式都沒有搞，把中國行政要員直接由日本軍部任命的作法，更使德王感到自己被欺騙、玩弄了。
隨着平綏鐵路由滿鐵會社管理，蒙疆銀行、郵電事業、礦產開發、畜產收購等都由日本資本家投資經營，實行“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侵略政策，把內蒙古做爲吸取原料、銷售商品、輸出資本的殖民地。德王對於日本人的幻想徹底破滅，知道再也“合作”不下去了，但又無能力挽回這種已經形成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他對於日本方面的“蒙疆”事宜不過問、不爭執，採取任他們乾的消極態度，與李守信等人聯絡，準備出走。德王受其歷史環境、自身經歷、思想所決定，仍想回歸當時中國的合法政府蔣介石的國民政府。
因而，他們通過軍統特務在“蒙疆”工作的高榮和馬漢三等又和蔣介石建立了關係。爲了穩妥安全，他們計劃從邊境到蒙古人民共和國後再取道蘇聯轉赴重慶。出走的方向和計劃決定後請示蔣介石，蔣介石打來密電稱：“佛君（德王化名）南來，抗戰軍民無不歡迎，惟取道北路，殊不相宜。最好取道包頭，渡過黃河，這邊派白海風率隊迎接”。後來又送來蔣介石任命德王和李守信的任命狀。德王再次提出，自己從張家口到呼和浩特，再到包頭，又渡黃河，容易惹人注意和發覺，請準取道北路赴渝。蔣介石仍不同意，轉來複電指示：“取北路南來，絕不相宜。……如果無道路可尋，希無庸前來，留在當地訓練軍民，忍辱負重，以待將來”。
蔣介石的“留在當地訓練軍民，忍辱負重，以待將來”的命令，對於德王來說，皆知是無稽之談。這時蒙古地區完全被日本人所控制，德王根本是沒有“以待將來”的可能。
1940年春，德王以慰問五原前線軍隊爲名，準備逃出，但未走成。不久，日本特務機關偷聽和搜查出與重慶聯絡的電臺，呼和浩特警察局長劉建華等人逃走，牽連到好幾人被捕。在這種情況下德王和李守信只好親往日本軍部自首承認。日本軍部田中信一參謀長問德王：“這事我也知道了，你爲什麼要和蔣介石聯絡呢？對我們有什麼不滿意的事情嗎？”德王回答：“因爲我不滿蒙疆聯合委員會的成立，不滿意取消蒙古聯盟自治政府的合併方案，更不滿意不許**立建國。適在這時蔣介石派人聯絡我，我就要求蔣介石許可**立”。他的這番交代正與主要聯絡人樑芝祥的供詞不謀而合。當時在蒙疆聯合自治政府中找不到代替德王當傀儡的影響人物，因此日本軍方沒有深究撤換德王，只是警告說：“德王這次和蔣介石聯絡，可以從寬不究，如果德王要和蘇聯和外蒙聯絡，那一定要從嚴處理”。後來處死幾名具體聯絡人員，判刑幾人，平息了這件事。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蘇聯紅軍逼近張家口，德王才得以率屬員南下，投奔國民政府。南下期間，德王把蔣介石曾給他“忍辱負重，以圖將來”的指示作爲依據，8月18日在張家口給蔣拍電報，祝賀抗戰勝利，並請允許蒙古高度自治，但遭到蔣的拒絕。
這時候的蔣介石已經是“四大強國”之一的領袖，大一統思想更加堅定，對於德王的要求自然不屑一顧。在此之後的1949年，國民黨政權敗局已定，德王在阿拉善盟定遠營成立“蒙古自治政府”。同年9月，隨着解放軍迫進，“自治政府”內部發生分歧，導致分裂，德王出走。這期間，解放軍寧夏軍區致函德王、李守信，勸其投誠；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烏蘭夫也致函德王，望其投降人民，並表示只要歸向人民，一概不咎既往。德王接函後要求准許由他統一東西蒙古實行“自治”。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癡心不改”只能是“鏡花水月”。從清末開始的內**立和自治運動，至此落下了帷幕。
德王作爲南京國民政府統治時期和日佔時期內蒙古自治運動的代表人物，其身上的複雜性和悲劇性色彩要比他的前輩更爲突出。他的民族區域自治的主張，若是在有着真正共和思想的國家，不但不是什麼離經叛道，反而是穩定國家，達成共和的極爲有利的補充。中華民國剛建立之時，孫中山還指出“今者各省聯合，互謀自治，此後行政期於中央政府與各省之關係，調劑得宜，大綱既挈，條目自舉”（《孫中山全集》第二卷，第2頁），很符合“地區和民族和平聯合，中央和地方妥善分權”的共和原則。民族區域自治和“各省聯合，互謀自治”正好相得益彰。然而，孫中山後來拋棄了自己的這些正確觀點，而國民政府在北伐勝利後，也以建立地方完全服從中央的中央集權爲己任。德王的自治運動註定處於被打壓和破壞的地位。而日本入侵，德王無奈“附逆”，對於日本侵略者抱有幻想，遭受的打擊更爲沉重，但這實在是國民政府逼出來的。如果國民政府能夠有從實際出發逐步聯合，逐步建立互信，逐步推進國家的民主憲政的胸襟，支持德王的民族區域自治運動。已經有着“中國人”概念的德王又怎麼謀求“獨立的蒙古國”的要求，去和日本人與虎謀皮？如果說德王民族主義思想嚴重，這並不足爲奇，只要民族存在，就存在民族感情；存在民族差別，就存在民族情緒。但如果有着平等的民族環境和合理的政治制度，民族主義是不會也無法制造出災難的。
然而一切都是停留在假設和希望之上，停留在無力的字紙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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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430
[蒙古問題]關於郭沫若談外**立
資料的準確性關於郭沫若談外**立
不知從何時起，網上傳貼一篇讓人們羣起而攻之的據說是郭沫若寫的文章：
《我們應該怎樣認識外**立？》。這篇東西我只在網上見到過。“文革”前出版的《沫若文集》和“文革”後出版的《郭沫若全集》（歷史編、文學編）我以前都基本看過，不記得有這樣的文章。網上各處的轉帖，有的沒有註明出處，有的註明該文發表在1950年，有的註明該文發表在1950年人民日報，最詳細的是註明該文摘自1950年人民日報刊登的郭沫若所作《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四週年紀念日在北京新華廣播電臺對全國的廣播詞》。這讓我起疑：1950年中國還會紀念《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簽訂？而且1950年應當是《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五週年，而不是四週年。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是在1945年8月14日由中國國民政府與蘇聯簽訂的。簽訂條約時，雙方互換了關於外蒙古問題的照會。中國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世傑所致蘇聯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的照會說：“茲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獨立之願望，中國政府聲明於日本戰敗後，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證實此項願望，中國政府當承認外蒙古之獨立，即以其現在之邊界爲邊界。上開之聲明，於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簽訂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批准後，發生拘束力。”1946年1月5日，國民政府正式承認外蒙古的獨立。國民政府公告說：“外蒙古人民於民國34年10月20日舉行公民投票，中央曾派內政部次長雷法章前往觀察，近據外蒙古主持投票事務人員之報告，公民投票結果已證實外蒙古人民贊成獨立，茲照國防最高委員會之審議，決定承認外蒙古之獨立，除由行政院轉飭內政部將此項決議正式通知外蒙古政府外，特此告。”同年8月6日，國民政府派駐聯合國的代表徐淑希發表支持外蒙古加入聯合國的聲明：“蒙古人民共和國在數月之前，尚爲中國之一部分，稱爲外蒙古。其獨立乃由中國所賦予，職是之故，中國將爲歡迎其加入聯合國之一國家，吾人固竭誠期望其加入此國際機構。……中國於適當之時間到
來時，儕以全力支持外蒙古要求入會申請。”
應當說，當時**雖然沒有執政，但對《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也是擁護的。**方面舉行紀念《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的活動並不奇怪。不過我以爲，這樣的活動到1950年及其以後是不會再舉行的，因爲《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在新中國政府與蘇聯於1950年2月14日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同時失效了。有人說，新中國政府是在與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時承認外**立的，這不準確。事實是，1949年10月16日，新中國即和蒙古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只不過到1950年7月3日，新中國政府**主席才接受蒙古人民共和國首任駐華特命全權大使呈遞的國書。
另外，查閱有關資料，“北京新華廣播電臺”只在1949年9月～12月短暫存在過，它的直接前身是1949年3月從“延安新華廣播電臺”改名而成的“北平新華廣播電臺”，而在1949年12月，“北京新華廣播電臺”又改名“中央人民廣播電臺”。
雖然有這些疑問，否定的結論還是不能下。文集或者全集不收，也不能說明那篇文章不存在。郭沫若在報刊上發表的詩文沒有被收入文集或者全集的有不少。那篇文章的觀點雖然不能讓人接受，而從歷史角度看，郭沫若或者其他什麼人在特定的情況下是有可能那樣說話的。事情的真相只有在查閱當時的人民日報之後才能明瞭。最近有了這個機會。不出我所料，我沒有從1950年的人民日報找到那篇文章。不過我想，該文的內容既然是紀念《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四週年，並且最初發表在“新華廣播電臺”，那也許是在1949年發表的。於是我又查了1949年的人民日報。結果找到了。人民日報1949年8月14日第一版刊登了郭沫若寫於8月12日的文章《中蘇同盟四週年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四週年紀念日在北平新華廣播電臺對全國的廣播詞》。在同日同版，人民日報還刊發了一個廣播節目預報：“北平新華廣播電臺今晚七點五十分到八點十分演講節目，中蘇友好協會籌備委員會副主任郭沫若講：‘中蘇同盟四週年‘。”郭沫若這篇廣播詞約有6000字，共分五個部分，網上傳貼的關於外**立問題的內容在第四部分裡，約800字。網上的帖子題目應是發貼者或轉貼者所加。
1949年8月14日是《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四週年。當日，人民日報除報道郭沫若的廣播詞外，沒有其他關於《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報道或文章。不過，人民日報同日還報道了正在舉行的北平各界代表會議通過由二百七十九名代表簽名提出的“擁護成立中蘇友好協會，由北平市各界代表會發起成立中蘇友好協會北平市分會案”的消息。還有內蒙中蘇友好協會成立、東北各地中蘇友好協會紛選代表出席代表大會的消息。第二天8月15日，人民日報刊登《紀念“八一五”偉大節日擁護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努力建設新中國答謝蘇聯友誼郭沫若等對本報記者發表談話》的報道。談話者除郭沫若外，還有閻寶航和蕭三。還刊發了中蘇友好協會北平分會籌備會正式成立的消息。報道說，籌備會推選彭真、趙振聲、張友漁、餘心清、吳晗、韓卓儒、張奚若、許德珩、錢端升、樊弘、樑思成、蕭明、柴澤民、許立羣、張曉梅、蕭鬆、薛成業、古奇蹤、賀綠汀、孫孚凌、諸福棠、劉一峰、馬立槐等二十三人爲常務委員。這天的人民日報還報道一些地方中蘇友好協會開展活動的消息。8月16日，人民日報刊登新華社8月15日電：“民主同盟機關報北平光明日報今日刊載前國民黨政府駐蘇大使邵力子關於對日戰爭時期中蘇關係的談話。”據報道，邵力子在談話中說到《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和外
**立問題。他說：“我在一九四三年春間，曾提出有關中蘇邦交的建議，最重要的是中國應向蘇聯提議訂立與蘇捷軍事同盟條約一樣的條約。關於中蘇之間的許多應解決的問題，我所建議的幾乎多與中蘇友好協定所包含的相類似。因爲那時我認爲這些問題必須加以合理的解決，尤其是承認外蒙古的獨立，和中山先生建國大綱所定扶助弱小民族使之自治自決的精神，完全符合。”
我不想在此分析“新華廣播電臺”和人民日報在1949發表這篇文章的用意，不想在此討論外**立的原因和誰應當爲此承擔責任，也不想在此評價郭沫若。至於最初的發貼者或者以後的轉貼者爲什麼把郭沫若文章的日期從1949年改爲950年，把“北平”新華廣播電臺改爲“北京”新華廣播電臺，或者乾脆不註明出處，更不是值得我考慮的問題。我在意的只是史料的本來面目。我以爲，使用史料，取捨是正常的，誤解是難免的，但不能對內容、發表時間和地點等原始信息加以篡改，不論出於何種目的，哪怕只是一丁點兒。
附：網絡流傳版郭沫若講話
郭沫若：我們應該怎樣認識外**立？
（人民日報1950年）
這些歪曲中的另一個例子是關於外蒙古的獨立的。在這一點上我想多說幾句。反動分子企圖煽動某些中國人的大漢族主義的感情，反對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國家。但是請問。外蒙古附屬於中國的時候，中國人對於外蒙古人民究竟給了些什麼福利呢？難道不是某些中國的侵略主義者，派兵攻入外蒙古，在政治經濟方面壓迫外蒙古人民，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脫離中國而獨立的要求嗎？我們自己在封建主義與帝國主義雙重壓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難道一定要強迫外蒙古人民跟着我們殉葬嗎？我們在雙重壓迫之下，稍微有點覺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難道外蒙古人民就不應該有點覺悟，不應該有解放的要求嗎？
認真說，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們爭氣些，比我們覺悟的早，比我們更清醒地能和社會主義地蘇聯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幫助，而比我們早解放了。我們假如是站在大公無私地立場，我們倒應該向外蒙古人民告罪、向外蒙古人民致敬、向外蒙古人民學習地。更那裡有什麼理由跟在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地後面，來對蘇聯“憤慨”呢？再請問，由於外蒙古的獨立，在蘇聯方面究竟得到了些什麼呢？豈不是和我們一樣，僅僅得到了一個鄰邦？
問題應該是外蒙古脫離了我們之後，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事實告訴我們，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了。前幾年國民黨政府派到庫侖去監視公民投票的一位姓包的，事畢回重慶，曾經在報上發過談話。“庫侖街頭差不多每家人家都有了無線電。”這是國民黨說的話，而且是有報可查的。在得到解放之後，外蒙古人民的生活和生產不是都已經充分地提高嗎？
人民中國和人民蒙古今後應該是親密的兄弟，我們不能夠固執着那種宗主和藩屬的落後觀念了。那是絲毫也不足引爲光榮的！
今年四月，我們中國代表團到歐洲去，在捷克的布拉格參加擁護世界和平大會的時候，外蒙古代表團的團長齊登巴而先生，曾經爲我們革命戰爭的輝煌勝利向我們致敬。他說：“日本帝國主義在遠東稱霸的時候，蒙古人民是寢息不安的，今天民主中國做了東方的盟主，我們蒙古人民就可以放心了。”
請看看蒙古朋友們的這種坦白的風度吧。難道我們不應該有同樣坦白的氣概嗎？
以上文字摘自郭沫若《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四週年紀念日在北京新華廣播電臺對全國的廣播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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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430
[蒙古問題]斯大林對蔣經國解釋：我們爲什麼要割走外蒙古?
提要：斯大林把地圖拿出來，指着說：倘使有一個軍事力量，從外蒙古向蘇聯進攻，西伯利亞鐵路一被切斷，俄國就完了。
蔣介石對於**立的辯解詞必須求得二十年的休養生息，和平建設……
(以下轉自《蔣經國自述》)
1945年，美國還沒有把雅爾達協定公佈以前，我們政府已經派員到莫斯科去進行中蘇談判，我也參加。這次的交涉，是由當時的行政院長宋子文先生領導的。
我們到了莫斯科，第一次和斯大林見面，他的態度非常客氣；但是到了正式談判開始的時候，他的猙獰的面目就顯露出來了。我記得非常清楚，當時斯大林拿一張紙向宋院長面前一擲，態度傲慢，舉動下流；隨着說：你看過這個東西沒有？
宋院長一看，知道是雅爾達協定，回答說：我只知道大概的內容。
斯大林又強調說：你談問題，是可以的，但只能拿這個東西做根據；這是羅斯福簽過字的。
我們既然來到莫斯科，就只好忍耐和他們談判了。談判中間，有兩點雙方爭執非常劇烈：第一、根據雅爾達協定，有所謂租借兩個字眼。
父親(指蔣介石)給我們指示：不能用這兩個字，這兩個字，是帝國主義侵略他人的一貫用語。第二、我們認爲，所有問題都可以逐步討論，但是必須顧到我們國家主權和領土的完整。後來，史大林同意不用租借兩字，對於中東鐵路、旅順、大連這些問題，也肯讓步；但關於外蒙古的獨立問題──實際就是蘇聯吞併外蒙古的問題，他堅持決不退讓；這就是談判中的癥結所在。談判既沒有結果，而當時我們內外的環境又非常險惡。這時，父親打電報給我們，不要我們正式同斯大林談判；要我以個人資格去看斯大林，轉告他爲什麼我們不能讓外**立的道理。
我遂以私人資格去見斯大林，斯大林問我：你們對外蒙古爲什麼堅持不讓他獨立？
我說：你應當諒解，我們中國七年抗戰，就是爲了要把失土收復回來，今天日本還沒有趕走，東北、臺灣還沒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敵人手中；反而把這樣大的一塊土地割讓出去，豈不失卻了抗戰的本意？我們的國民一定不會原諒我們，會說我們出賣了國土；在這樣情形之下，國民一定會起來反對政府，那我們就無法支持抗戰，所以，我們不能同意外蒙古歸併給俄國。
我說完了之後，斯大林就接着說：你這段話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過，你要曉得，今天並不是我要你來幫忙，而是你要我來幫忙；倘使你本國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會提出要求。今天，你沒有這個力量，還要講這些話，就等於廢話！
說時態度非常倨傲，露骨地表現帝國主義者的真面目。
我也就開門見山地問他說：你爲什麼一定要堅持外蒙古獨立？外蒙古地方雖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沒有什麼出產。
他乾脆地說：老實告訴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軍事的戰略觀點而要這塊地方的。
他並把地圖拿出來，指着說：倘使有一個軍事力量，從外蒙古向蘇聯進攻，西伯利亞鐵路一被切斷，俄國就完了。
我又對他說：現在你用不着再在軍事上有所憂慮，你如果參加對日作戰，日本打敗之後，他不會再起來；他再也不會有力量佔領外蒙古，作爲侵略蘇聯的根據地。你所顧慮從外蒙進攻蘇聯的，日本以外，只有一個
中國；但中國和你訂立友好條約，你說二十五年，我們再加五年，則三十年內，中國也不會打你們；即使中國要想攻擊你們，也還沒有這個力量，你是很明白的。
斯大林立刻批評我的話說：你這話說得不對。第一、你說日本打敗後，就不會再來佔領外蒙古打俄國，一時可能如此，但非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敗了，日本這個民族還是要起來的。
我就追問他說：爲什麼呢？
他答道：天下什麼力量都可以消滅，唯有民族的力量是不會消滅的；尤其是像日本這個民族，更不會消滅。
我又問他：德國投降了，你佔領了一部份；是不是德國還會起來？
他說：當然也要起來的。
我又接着說：日本即使會起來，也不會這樣快；這幾年的時間你可以不必防備日本。
他說：快也好，慢也好，終局總是會起來的；倘使將日本交由美國人管理，五年以後就會起來。
我說：給美國人管，五年就會起來；倘使給你來管，又怎樣的呢？
他說：我來管，最多也不過多管五年。
後來他不耐煩了，直截地表示：非要把外蒙古拿過來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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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430
[蒙古問題]臺灣的中華民國地圖上還包括蒙古
‘蒙古國‘＿這個擁有一百五十多萬平方公里遼闊土地、世界第二大的“內陸國”的形成，對於今天大多數的國人來說，實在太陌生了。在中學的歷史教科書中，在日常的新聞傳媒中，你根本得不到一絲有關的信息，彷彿那裡根本與我們無關。以至於很多朋友在跟我聊天談到蒙古時，根本不知道蒙古的獨立是本世紀初的事，也不知道他們的獨立直到1949年纔得到我國的承認。常有人從因特網上下來後象發現新大陸似的對我說：“嗨，臺灣的中華民國地圖上怎麼還包括蒙古？”
【轉自鐵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