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人常常覺得科舉考試這種東西，就該是秀才、舉人、進士這樣一級級考上去的。但是追溯科舉制度本源的隋唐時期，爲何會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說法呢？可見進士，只不過是隋唐五代時候科舉考試的其中一個科目罷了。四書五經，也絕不是隋唐五代時候科舉考試的唯一“大綱書”。
可以說，從科目設置上，隋唐五代比後來自宋以後進士科獨大的狀態要優越一些，比再後來嚴格限制八股考試方式的明清又優越一些。但是從公平程度、“不患寡而患不均”方面來說，從唐到宋到明清，又是逐步細化明確、以示公允的。
先代的科舉，往往重實用而輕公平——那是因爲隋唐時候，科舉雖然產生了，但是五姓七望之類的門閥望族還沒衰退，科舉考試歸科舉考試，國家選官歸國家選官。不通過科舉而得以出任高官的，在朝廷中還佔到很大的比例。這種情況下，科舉題目和考試內容是否容易避免“文無第一、武無第二”的公正性扯皮，並不會動搖政府的公信力。
比如晚唐牛李黨爭當中的李德裕黨，便是官僚勢族出身派系的代表，到了晚唐依然逆歷史潮流而動，覺得科舉考試考出來的官，實際行政上手能力不如世代門閥家族的子弟高效，結果與科舉正途出身的牛僧孺黨互相攻訐，朝政不寧數十年。
後來自宋以後，科舉制度的設計在實用價值和社會公平價值兩者之間的權衡取捨上，愈來愈重視公平，而寧可犧牲一些實用性。這其實是濫觴於五代十國時期一次次兵過如洗的屠殺洗地，把五姓七望門閥勢族統統連根拔起，舉薦時代的盤根錯節一掃而空，把所有的貴族都打落塵泥，讓所有人都回復到富不到三代的**絲或者暴發戶狀態，自然爲“絕大多數官員都必須走科舉正途才能出仕”的社會制度鋪平了道路。
那麼，既然科舉已經是國之重器、選官的絕對主力，公平與否自然會上升到一個政府能否存續的根本上。宋的進士科獨大也好，明清的八股文什麼也好，不就是爲了進一步壓縮主考官的“自由裁量權”操作空間，從制度上儘可能避免營私舞弊、主官專斷麼？
錢惟昱很慶幸，他活在一個變革轉折的歷史時間點。宋還沒有出現，北方的五代都是軍人政權，還沒來得及思考科舉制度的變革，大多是能夠抄襲大唐制度便算不錯了。這讓他把中國科舉引向另一個方向減少了不小的阻力。
大唐時候，科舉當中稍微有名一些的考試，有多少科呢？細算一下，其實嚇死人。除了考詩賦文章的進士科、考死記硬背四書九經的明經科之外（注意：當時考的可不止五經，而有九經，也就是馮道刻印的《九經字樣》當中涵蓋的九經）；
還有爲選拔史官准備地明史科（唐穆宗時候才首次開設，當時距離黃巢起義已經只有四十多年了）、爲選拔禮部主祭和刑名律令而設的明法科（明法科包含刑名律法和禮儀禮法）、選拔戶部錢糧賦稅統計官員的明算科（唐朝時未曾設置，五代時後唐、後晉兩朝設置，後漢後又廢除，後世再未設置）、甚至專門爲選拔禮部下屬的祠部司官員（掌管僧道宗教）而設置的明道科（考試內容是道家典籍，偶爾也有佛經。相當於是神學文憑的考試）。
兩年前，吳越剛剛得到常設“鄉試”的資格時，錢惟昱便開始研究這些大唐以來的科舉制度成法，當看到唐朝居然就有這麼多實用主義的公務員考試時，心中着實是驚喜莫名，對於把科舉制度引入正途，也着實多了幾分信心。
……
想着容易，要具體實施便存在很多問題了。當了大王一個多月，除了安撫內部、收攏軍權之外，錢惟昱便每天撲在這個事情上，尤其是很多東西還不好和那些舊制度出身的官僚商量，充其量只有素爲錢惟昱親善的通儒院大學士林克己可以一起謀劃，另外便是剛剛被錢惟昱拔擢了禮部尚書頭銜的十三叔錢弘儼正當其事。
周娥皇和錢惟昱聊完了納側妃的事情，便順便看着錢惟昱在卷軸上反覆塗抹篩改之處，不解問道：“大王此法刪除了大唐時候積弊臃冗的明經科、明史科等死記硬背，無助於治理實用的科目。又加入了兵科、工部科，修正了明算、明法。按說已經日臻完善，究竟還有何事難決斷呢。”
“愛妃卻是有所不知。師法大唐舊制，略所篩改增補，設置刑名、算學、工程、兵科容易。但是要形成梯度的考試製度，卻着實難以和現有成法相加——大唐時候，到中央朝廷集中考最後一輪之前，前置的程序着實隨意不一。固然有按部就班、不肯營私舞弊的州道選用‘省試’、‘解試’的辦法，也有直接採用策問、舉薦形成貢舉考試候選人的辦法。
而如今，我吳越已經實行了‘鄉試’制度兩年，突然新增一級科舉，那麼參考人必然也要從鄉試中舉的舉人當中產生。如果繞過鄉試，讓特殊人才走捷徑直接到朝廷考取刑名、兵事、戶部錢糧籌算、工部營作的官職，又不免損了鄉試製度的信用，使懷有僥倖心理的倖進之徒心思活泛，不好好讀書專想着鑽制度的空子，實在不是教民爲善的辦法啊。”
娥皇恍然，很顯然錢惟昱看得很遠，不僅考慮到了所錄取官員知識才能的實用性，還儘可能兼顧了制度的公平性。
“臣妾明白了，如果不採用此法、而是讓通過了鄉試的舉人才有資格參加最後一輪考試的話，又會存在大量的舉人在鄉試階段考的是詩詞文章、而到了杭州這最後一輪考試的時候，卻要從讀了一輩子文章詩詞的讀書人當中選出懂算學統籌、兵法戰策的人才，倒是殊爲不易了。不過，此事也不算爲難，大不了將來把舉人鄉試的科目再略微細分，每道各設兩道三科，假以數年徐徐變革，便可成事了。”
錢惟昱聽了眉頭一簇：“只分兩三科？那便如何夠用？最後的朝廷取士，足有五六科，難道還要歸併。”
“大王居然不知道麼？臣妾雖然少知世故，但是昔年在金陵時，家父身爲太傅，又執掌禮部多年。因南唐從不尊奉中原，且文教大昌，科舉制度比之大唐及中原各代完備不少。南唐科舉舊制，便是把明經、明法、明史的初級解試選拔併爲一科由各州取解送選，入京後再各依照考生本人意向選取參舉科目。唯有武舉需要單獨分科初選。如今大王的制度，依臣妾之見，無非算學統籌爲常人所少習，不如再多設一科，其舉人可報考工部科、錢糧籌算科。”
“哦，南唐科舉制度居然已經如此先進明晰了？哎呀，寡人真是空入寶山而不自知了。想來也是，北朝五代更迭，武人掌國，打仗都還來不及呢，哪有人有那麼多時間去鑽研科舉制度的改良。想不到倒是南唐走在了前面，真是捨近求遠了。”
錢惟昱啞然失笑，發現自己走了彎路——自己的老婆，就是南唐太傅的女兒，自己的岳丈周宗，執掌南唐禮部多年。亂世當中，文治本就是南方明顯強於北方。吳越在科舉之道上走得慢，不過是因爲不敢僭越而已。而南唐和中原素來敵對，多年來以文教治國，科舉改革上早就走到了前面，不去學南唐卻想着怎麼在後周的制度上修修補補，那不是問道於盲了麼。
念及此處，錢惟昱欣喜地把周娥皇緊緊摟住，溫存一番，然後才細心請教起來，什麼婦人不得干政之類的古訓早就丟到了腦後——人盡其才，物盡其用纔是正道；所謂婦人不得干政，無非是對於一些頭髮長見識短的女人以及太有野心的女人而言的。周娥皇出身太傅之家，學問在當世女子中也算冠絕天下了，遇到這種恰好專業對口的問題，怎能不好好利用？
“南唐舊法，以爲所謂明法、明經、明史無非是在進士科所試詩賦文章等通才之學上，略略加了幾門專精的學問罷了。考明法的，都是從初級文貢舉中產生，並且在最後多考十五道律、令、判文，盡皆以朝廷疏議、案情待判模擬。明史則考給予案情掌故、擇錄爲史的能耐。這些學問，普通讀書士子中，每百人總有十數人出於愛好平素自學，完全是可以選拔出來的……”
娥皇侃侃而談，指着錢惟昱的卷軸上細細剖析，說了數千言上下。也着實讓錢惟昱感受到了一個事實：如今的科舉，還不算太殘酷，也不是明清時候白首爲功名的時代。讀書人中，讀“進士科所無用”的雜書的人還是很多的。正是因爲這樣的讀書局面，纔有讀書人可以懂得如何按照“朝廷疏議”編寫“司法解釋”、如何從虛擬案件當中講論法條和“論心定罪”，寫出文理優美、法理嚴密的虛擬判決書……
錢惟昱和娥皇相對共坐，指摘講論，不覺日頭西沉，已經是深夜時分。看着已經成就了法則的新科舉改革方案，錢惟昱心懷大腸。
“從此而後，童子秀才之試，便不得偏科，通才施教，但求知其大略即可。鄉試舉人一級，分文科、理科、武科三類。朝廷選官，再分文科爲文賦、刑名；理科分爲錢糧會計、工程統籌、後勤供給；兵科專考兵法武藝。這幾日正好明詔發文：明年正月便正式加恩科春闈，此後三年一選；最先兩屆除文賦外，其餘各科可破格拔擢參考人員。六年之內，再逐步把初級考試的分科教育搭建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