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家歡喜幾家愁，遼國登基不過半年的新帝耶律賢或許是洪武元年/乾亨元年最幸運的一位君主了，因爲他幾乎徹底恢復了當年遼太宗耶律德光時契丹民族的版圖，把整個河北之地收入囊中（河東不算），飲馬黃河，而且獲取這一切的同時，遼人還幾乎沒有付出什麼代價，整個河北佔下來士卒戰兵傷亡不滿三萬。
而且河北之地縱然被趙炅撤離之前突擊搜刮了兩個月，終究還是比當年石重貴的時候富庶一些——當年石晉一朝時，石敬瑭在位年間，中原可謂是無日不戰，因爲石敬瑭做了兒皇帝當了漢奸（其實是沙陀奸），中原幾乎大部分藩鎮都反叛過，鬧出了“天子者冰強馬壯者爲之”這句五代時期最黑暗矇昧而沒有節操的名言。石重貴初年還沒能恢復河北的生氣，故而富庶程度還不如今。被以戰養戰因糧於敵的遼人佔了之後，光是靠打草谷，就可以讓遼人的國庫實力快速充盈，至於長久打算和建設，在吃一天看一天的遼人字典中暫時還是沒有的。滿朝也就國丈蕭思溫等極個別契丹文臣和韓匡嗣、韓德讓父子這些漢族文官或許還在意一點建設問題吧。
全輸無贏的那一方，自然是北宋皇帝趙炅了，他不但丟了人口地盤，僅僅暫時保住了朝廷的錢糧積蓄和主力軍隊，帶着十二三萬殿前司禁軍躲進了關隴河東大地。而且更重要的是因爲臨走前的刮地皮，他在“淪陷區”百姓中的名聲已經猶如董卓一般，可謂是河南齊魯再無百姓心向大宋故國，對於被大明統治也再無心理障礙，無形中讓敵國將來在淪陷區的統治基礎好了不少，而北宋收穫的僅僅是一大筆一錘子買賣的錢財和重新喘息擴建軍火的資本。
最矛盾的得利者，便是大明瞭。與耶律賢相比，大明洪武皇帝錢惟昱是拓展地盤更大的一家，從淮河以北，到河南與齊魯兩處，洪武元年大明的開疆拓土達到了三十餘州，不亞於州，新獲得的人口和地盤比之去歲的光復蜀地（僅成都平原，漢中平原還在宋人之手）還要多一些，不可謂不是大明有史以來最大的單次開疆拓土。
然而大明朝廷在錢惟昱和皇室商會、蔣氏豪商集團多年積攢下來的國庫內帑，也會因爲朝廷背上了一個大包袱而突然被拖得吃力不已。誰讓漢人的皇帝不能不管百姓死活，要做長久之計呢？而且原本江浙湖廣地區的官民豪商多是靠“對北朝出口外貿”大發橫財的，大明朝廷也利用技術壟斷優勢在其中獲得了不少朝廷“與民爭利”的剪刀差財富，如今河南和齊魯大地一下子百萬戶被榨乾到窮困不已的人民被納入了大明的統治體系之後，爲了防止長久的蕭條和消費潛力不足，自然是不能和原來那樣在鹽鐵布匹茶葉等項目上狠賺這些百姓了。
……
御駕親征四個月，一直在淮河以北轉戰，未曾回過一次京師杭州。當錢惟昱一身戎裝黃袍、星兜月鎧、胯下颯沓寶馬，在數萬鐵騎簇擁下行入十幾日前剛剛遭了全城大火的汴州城時，他的心情是着實複雜的。
趙炅離開時，給這片土地留下了太多的殘破，縱然比不了董卓的殘虐，但是在錢惟昱兩世爲人的經驗來看，竟然有一種“某軍撤退去臺灣”時那般炸光工廠作坊燒燬城市廬舍的錯覺。當然了，這個世界上，如今這一刻，除了錢惟昱之外，其餘人等肯定是不知道那些千年之後的戰略大轉移例子的。
道旁百姓倒是頂着土盆水囊，似是撮土爲香一般，顯然是想要“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然而民窮財盡實在拿不出東西了，才只能拿着土盆當香爐擺個pose，拿清水做“壺漿”湊湊數。明軍跟着錢惟昱進入汴州的都是親從都和鐵騎都的精兵，軍紀自然是嚴明的，而且明朝富庶，士兵待遇也好，更是看不上被洗劫後汴州百姓那點東西了，劫掠搜刮百姓的事情在整個入城佔領的過程中都沒有發生，不過連白水的“壺漿”都不賞臉喝一口，倒是讓不少百姓有些尷尬。
“民心可用啊，”錢惟昱騎在馬上，從朱雀門一直行到僞皇宮外，一路見聞頗有感觸，對隨軍入汴的文官——主要是以孫晟、徐鉉爲首的幾人，吩咐下去說，“若是百姓再有簞食壺漿者，士卒倒是可以接受，不過要即刻發放加蓋印信的軍需籌券，讓供奉了朝廷大軍的百姓領取，來日在城外舍粥時，可以優先領取。供給量也不可太過，免得百姓以此牟利，反而生了壞心。招降汴州本地文臣的事情，也要着手辦起來，讓朝廷官員與降官搭檔施爲賑濟之事，先下便拿出一些軍糧來，續後加緊募集民夫數十萬衆，搶修黃河堤防、汴河漕運，並清理汴州宋州各處廢墟，以工代賑，即可把饑民先安定下來——今年朝廷籌備的常平糧秣，富餘還有多少？中原之地，今年稼穡不作，饑荒波及，只怕有百萬戶之多，哪怕只是續命果腹，所費只怕也是不少啊。”
孫晟在旁，把錢惟昱的話語一一記下，隨後從容稟道：“陛下仁聖，古今未有。朝廷常平糧秣自有餘饒，這個卻是不必擔心，臣隨軍之前，已然日夜估算，若是以賑濟一百萬戶、六百萬人爲限，自今而至來年夏收，並種糧所需，八百萬石足可支用——百姓也不是全然沒有收成，雖然兵亂搜刮不少，多少還是能剩下一些粗糧的。而且當初趙炅弒君之前一年，國朝也曾放開對北地出售土豆塊種，如今也有兩三年了，雖然還未遍及，多少對民生有些補益。若是以工代賑讓每一戶出兩個勞力做重活，按照往年南方慣例，糧食倒是多費一些，朝廷及募工富商出資總數會增至一千二百萬石。
以我如今南地普遍雙季種稻、並有玉米、土豆、紅薯三物，加平湖與南海鳥糞石爲肥料也可讓糧食增產三成，長江以南除新定之蜀地外，其餘江浙、兩湖、兩廣糧產足可養活當地人口的三倍之多，只要轉運跟得上，撐持北地是毫無問題的——據臣所知，如今兩浙與廣東倒是已經因爲糧價連年不高，生出了許多旁業，百姓自陛下昔年繼位爲吳越王時，就逐步有逐利之民棄糧秣而種桑茶棉諸物。尤其是那年工部樊郎中在廣東推廣桑基魚塘後，雖僅兩廣便新得兩三千萬畝由沼澤溼地改成新田、魚塘，卻盡數無法種植稻麥，不是種桑養蠶，便是種蔗榨糖、或諸般賺錢果樹竹林；影響頗劣；後來兩浙也漸漸爲此風所影響。
如今朝廷陡然增了糧秣需求，臣以爲不如由朝廷出面，略增商稅，並擡高常平糧倉收購官價，定然可以使部分已經棄糧種棉麻的百姓重新種糧，數年之內讓朝廷各項所需收支平衡。”
錢惟昱聽得很認真，嗣後不入紫宸殿歇息，才喟然長嘆：“孫卿果是有心了，這件安民招撫的事情便交給你去辦吧。另外中原百姓若有中了土豆的，也要及早宣導勸慰他們從朝廷購入種糧，如今暫免三年‘專利稅’，三年後河南齊魯百姓也要一體繳納專利稅，不可寒了航海探險豪客的心，畢竟我大明以海立國的國策不能變，不能因爲得了中原便侷限住了自己的眼光。”
對於這些敕命，孫晟心中倒是頗不以爲然，畢竟他是一個儒學中毒甚深的人，對於國家以航海貿易爲本還是農本，多少還是傾向於重農抑商。原本大明佔據南朝，以商爲重、尤重水師、航海，尚且被孫晟以爲是“北人擅騎，南人擅水”格局下發揮吳越和大明固有特長的一種權宜之計，如今既然得了中原，數年內就能一統天下，怎可不拿出“天下共主”的心態呢？其實不光孫晟這般想，大部分只要不是兩浙閩廣出身的、後來投奔投降吳越、大明的官僚，只要古板一些的，都有這種想法。
“陛下，臣以爲如今天下已然定鼎，那些事急從權之法，着實應該改良……中原百姓既然在北宋時已然得了一些種植土豆、玉米之利，得以多贍人口。北宋朝廷對此不過是增派糧稅，然也不曾收取‘專利稅’以損民肥海商。若是大明來了之後反而增收此稅，豈不是反而把因爲趙炅逆賊搜刮而倒向我大明的民心重新推了回去？陛下不可不查啊！臣以爲讓百姓從朝廷手中採購土豆種塊之法斷不可取！”
錢惟昱面色一下子冷了下來，他沒想到孫晟跟了他也有十年了，居然還沒腦子轉過這個彎來，看來自己不讓太子跟着這些腐儒學價值觀實在是做的太對了，否則大明如今的基業若是自己死了，而資本主義在自己有生之年又沒發展成熟的話，說不定漢人又要從一線閃光的藍水民族回到黃土民族的腐朽老路上去了。
“孫卿慎言！卻是朕忘了告訴你了——根據工部樊愛卿所實驗，土豆一物，若是以莖塊繁衍，兩三年後，便會因爲芽尖毒素聚集，逐年減產，至第五年，少則減產一半，多則減產七八成——至於如何脫毒之法，朝廷暫且不會公佈，但是隻要百姓多從朝廷購入新鮮種糧，則定然可保產量無虞。若是民戶不願意在朝廷登記備案種植專利物種的，到時候便忍受一年減產之損失，再來低頭好了——至於逼民向海，開拓四方之國策，在我大明將來便是萬年祖制，絕不是什麼權宜之計！南山可移，此法不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