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汗北返後一直忙於和阿里不哥汗作戰，並且遭到全蒙古的反對，於是主動向宋廷遣使求和。在漢族謀士的主持下，忽必烈一改盲目侵掠的風氣，維持宋蒙疆界穩定，還開設了榷場貿易。而割據山東的漢族軍閥李璮以山東之地向宋廷投降，被封爲保信寧武軍節度使、齊郡王。李璮是當年在宋、蒙、金之間反覆的李全的養子，金末自立，後降宋，之後又降蒙，一直割據山東一帶，現在又降宋，宋廷還追復了李全的官職。當然，李璮絕非真心歸順，而是企圖利用宋蒙交惡保持自己獨立的地位，所以宋廷也沒有大力幫助他。忽必烈調兵討伐李璮，初戰不利，後調中書右丞相史天澤爲帥，調集各路大軍圍困濟南，終於將李璮擒殺。宋軍趁機北伐，一度收復山東不少州郡，但無法防守，又很快放棄。現在總體局勢對宋非常有利，然而賈似道也變了。賈似道是孟珙臨終推薦的接班人，前期指揮作戰確實立下大功，但入相後卻開始玩弄權柄。景定五年（1264年），宋理宗駕崩，享年59歲，在位40年。理宗崩後其侄皇太子趙禥（qí）繼位，即爲宋度宗。
賈似道更加炙手可熱，鹹淳三年（1267年）進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成爲繼秦檜、韓侂冑、史彌遠之後的又一位權相。賈似道專權後做了兩件壞事改變宋蒙之間的力量平衡，很大程度上導致宋朝的最後滅亡。一是無故扣押忽必烈汗派出的使者郝經。郝經到南宋通報忽必烈汗即位的情況，賈似道將其扣押達16年之久，後來這成爲忽必烈汗侵宋的理由。雖說這不是實際上的主要理由，但郝經向宋廷上表乞求放歸時一再聲明他此來僅爲通報忽必烈汗即位之事，絕無他意（《宋史·賈似道傳》上所言的“且徵歲幣”應系捏造）。而且忽必烈汗多次放歸抓獲的宋方間諜，可見忽必烈汗確實是有心與南宋交好，正是賈似道的強硬態度，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後來忽必烈汗調整對宋戰略，扣押郝經只是一個標誌件。二是實施“打算法”，促使劉整降蒙。賈似道對許多他不喜歡的將領進行經濟審計，千方百計地挑出毛病加以迫害。名將向士璧、曹世雄乃至釣魚城的英雄王堅都被迫害，資歷相對較淺的潼川路安撫使兼知瀘州軍事劉整更加惶恐，最後向蒙古投降。本來蒙方不相信宋將會無故投降，但成都路軍民經略使劉黑馬卻深信不疑，接受了劉整投降。
劉整智勇雙全，精於水戰，更重要的是他力勸忽必烈汗伐宋，指出：“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爲正統。”促使忽必烈汗確定要做中國正統，統一中國全境。劉整還制定了先攻襄陽，訓練水軍的戰略，使宋蒙戰略局勢發生根本性逆轉。現代宋史權威王曾瑜老師認爲，元帝國之所以能滅宋，劉整是比元世祖、伯顏更關鍵的人物。如果不是劉整，元世祖未必會，更未必能滅宋。尤其是襄陽之戰陷入膠着，元世祖已經準備放棄攻宋，呂文德卻突然病卒，才被劉整攻克。不久劉整自己也病卒，有人認爲如果劉整早死兩年，或者呂文德晚死兩年，元軍鐵定退兵，就永遠失去滅宋的機會了。蒙哥汗崩後蒙古陷入最嚴重的一次內戰，而且由於連年攻宋損失慘重，基本放棄了侵宋。這本是南宋自我調整的大好機會，但由於賈似道擅權用事，葬送了大好局面。
而且宋軍的問題也日益嚴重，將領侵吞軍餉成爲常態，士卒待遇極差。宋朝不施徵兵制而施募兵制，靠高額工資吸引百姓參軍，現在這種情況就沒有人願意參軍了，很多部隊不滿員，宋軍戰鬥力嚴重下降。相比之下，忽必烈汗堅定推行漢制，雖然漢化程度不大，但終歸有一些進步。鹹淳七年（元至元十三年，1271年），忽必烈汗即皇帝位，國號“元”，忽必烈即爲元世祖。元世祖遷都大都（今北京），以漢制追贈成吉思汗等歷代大汗“元太祖”等廟號，準備取得中華帝國的正統傳承，爲滅宋作了最後的輿論準備。關於元帝國和大蒙古國的關係，應該是“一套班子，兩塊牌子”，皇帝、大汗都是一個人，對漢民是大元皇帝，對西方諸汗則是蒙古大汗。在確定漢化路線，尤其是建立元帝國後，蒙古（元）的實力有了質的飛躍。
元帝國初步解決了部族政體容易內鬥的問題，西方諸汗國仍然是越分越多，越多越內鬥，忽必烈一系內鬥相對就要少得多。而且元世祖一改蒙古人以往只攻不守、只掠奪不經營的風格，初步培養起領土意識，在宋元邊境上大量屯田，既恢復生產，也建立起常規戰備。強大而且基本規範的金國尚且不能滅宋，反而被南宋所滅。如果蒙古還要堅持部族政體的話，既不會決心滅宋，也不會長期保持穩定。只有忽必烈——蒙古貴族中唯一一個決心漢化的人當了大汗，纔會有後來的元帝國，纔會決心滅宋，也纔有能力滅宋。而他能當上大汗的前提也必須是蒙哥汗無遺囑意外駕崩，所以說，宋軍擊斃蒙哥汗，拯救了西方文明，卻未必是拯救了自己。當然，享過300年國祚的大宋王朝，已經超過了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雖然通過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驗，但該來的終究要來，那麼，何不讓它來得更加猛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