攤丁入畝，顧名思義就是廢除人頭稅，把人頭稅應當承擔的部分錢糧攤入到土地稅當中去。改土歸流，則是裁撤西南地區的土司酋長、改爲任命流官；同時把蠻夷土人的人口不入戶籍、田土不被清丈現狀改變，逐步用等同於漢人的統治手法進行處置。
這兩項措施，歷史上一直要到韃清雍正年間才得以徹底推行，而且比王安石的熙寧變法、張居正的一條鞭法都更加徹底。推行之後，這項極大施放人口增長的新政，和苞谷（玉米）、土豆一起作用，把中國的人口從宋明兩朝的一億多，飆升到了清末的四億。
錢惟昱當然不會覺得在工業革命開始之前，就讓華夏土地養育四億人口會是什麼好事兒。只不過相對於如今佔着華東華南五省之地、卻只有1500萬人口的現狀來說，人口再番那麼兩三倍，都還是有利無害的，這種情況下，攤丁入畝這個增加人口、降低流民隱戶的大殺器，自然是能用就要拿來用了。
那麼，王安石、張居正沒能走到這一步，一定是他們的能力有限麼？其實不然，只是他們遇到的積重難返、社會阻力更大罷了。韃清入關後，對漢人的士紳大地主勢力有過一輪毀滅性的打擊，這才降低了相當一部分阻力，漢人讀書人有四書五經，也沒法和韃子的刀子弓箭辯論，只好乖乖就範。
這說明，有時候亂世其實是改革的良機，尤其是當你的國家還沒有擁有華夏全土的時候，只有一隅之地，先改起來。一來船小好掉頭、改革阻力小；二來不存在“政策水土不服”“適合江浙的政策未必適合內陸貧困地區”之類的問題；第三便是得了好處與民實惠之後，還可以“以鄰爲壑”，通過吳越新政對南唐、後周百姓的政策吸引力，拉來新鮮血液，幫助此前在改革中利益受損的大地主階級找補回來一些損失——雖然攤丁入畝讓大地主多交稅了，但是，也爲你們吸引到了更多願意來租種你土地的外來流民佃戶不是？
當然了，這些事情終究是得罪人的，改革家哪怕成功了，本人不得好死的例子太多了。商鞅被車裂，王安石被流放，張居正死後被抄家——所以，錢惟昱只能是徐徐而動，每一次都找一個契機，給自己的隊友一點資金上的支持，換取他們出頭。
兩年多前十叔錢弘億初鎮贛南、需要大量僱傭勞工取代官方徭役制度，便是一個契機。那一次，錢惟昱依靠那個契機讓十叔當了靶子，在吳越境內推廣了免除徭役、從此以政府出錢平價僱傭勞工、政府管飯的政策。如今，四伯父剛到兩廣，面對巨大的吸引蠻夷歸化的需求，實施對無在籍土地者有利的攤丁入畝政策，也成爲了一個迫切的需求。於是，錢仁俊便步了錢弘億的後塵，成爲了錢惟昱改革大業當中的又一杆好槍。
錢惟昱可以預料，他如今策劃的攤丁入畝策略，肯定可以比後世七百年後雍正朝的攤丁入畝阻力更小。一方面有如今吳越轄區大多富庶、百姓反抗精神小、地主豪紳可以擁有的武力反抗能力薄弱有關係；
另一方面，當初雍正一朝時候可沒有免除徭役這個政策作鋪墊——雍正可拿不出那麼多錢來，在全國都做到“政府需要經辦大型工程、都花錢請工人幹活”這種程度，取而代之的，雍正實施的是“士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也就是說非但不免除百姓的徭役，反而改成讓有功名的讀書人跟着百姓一起服徭役（雖然可以交錢代替服役），這種事情，自然會激起極大的反抗。前者是給人權利，後者是強加義務，孰優孰劣，實在是有云泥之別。
……
“攤丁入畝，本質便是要廢除所有人頭稅，把人頭稅的收入攤到田畝的土地稅之上。確保朝廷歲入不減的情況下，讓少地或者失地貧農，乃至在官府的土地籍冊上根本就找不到田畝記錄的蠻夷受惠、把這一部分稅負轉嫁到地主身上。
但是，攤丁入畝只是孤與老大人、還有四伯私下洽談協商時候的提法罷了。將來在上表的時候，絕對不可以出現‘攤丁入畝’這種文字提法，而要改頭換面，讓人覺得‘免丁’和‘增田賦’之間毫無關聯——老大人可明白麼？”
鍾允章是忠厚君子，講究綱常正統的讀書人，這種權變的事情上果然不太在行，躊躇了半晌，還是紅着老臉說道：“還請殿下明示具體說法。”
“唉……老大人真是忠厚長者，也罷，孤便挑明瞭說。攤丁入畝當中的‘免丁’當然要單獨提出來說，而且作爲一項歸化蠻夷、同時惠及吳越全部百姓的仁政宣揚出來。這種事情的名聲，哪怕是大王，也是不嫌多的。大王的顧慮，只會是免除丁稅後朝廷收入的減少。
這時候，就要用第二手，也就是入畝。只不過這個入畝不能打着入畝的旗號，可以改成諸如‘種糧錢’等名目。”
錢惟昱說到這裡，見鍾允章一片茫然，纔想起有個問題沒有科普，便打住話頭，先行問道：“唔，老大人可知道占城稻的種植法門？”
鍾允章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只好繼續求教，錢惟昱便先解說起來。
“咱便以占城稻爲例。衆所周知，占城稻出自占城國，這幾年推廣、輪作下來也着實讓我吳越糧食產量至少翻了一倍。但是占城稻在中原種植三五年後，便會有‘退化’的問題，結出的糧食再次作爲種糧使用，便會脾性與華夏本土的水稻趨同。需要進行選種育種、或者週期性引入占城國原產的稻種雜交，才能保持高產和較短的生長期。
這裡面，官府便可以做很大的文章：普通百姓，那是不可能有能力出海的，如果官府壟斷了占城稻的種糧貿易和配給，每年由鄉鎮糧長一級在收田賦的時候，一併出糶來年的種糧、按照收成糧和種糧之間數倍的兌換比例，不就可以實現名義上不加收田賦，實則增稅的目的了麼？
田家種植稻穀，約摸一斗種糧可種植兩畝水田、夏收三石。種子與收成，約莫是三十比一。官府賣種子的時候，按照二比一兌換，便相當於增加了‘三十稅一’的田賦；按照三比一兌換，便相當於增加了‘十五稅一’。如此一來，既多收了糧米，又不會讓百姓覺得加稅了。官府的種糧只要有保障，能夠讓百姓切實看明白着實可以比用自家收穫的糧食做種收成多，百姓自然會願意接受了。
而且此法貴在兩相自願，不可用強，阻力自然更小。比如我中吳軍治下各州，種植占城稻年份最久，有些民田已經種植了四年了，到了種子退化的年份，便可以在中吳軍先行實施。福建種植不過兩年，兩廣更是今年才種了第一季，百姓還看不出來退化的問題，便先朝廷虧那麼一兩年，不賺這個錢糧好了。等到兩三年後，福建、兩廣的農戶都在產量的對比中看出了買官營種糧的好處之後，這種徐徐推進便絲毫沒有阻力了。”
“殿下真乃治國救民的天縱奇才啊！老朽真是枉讀四十年聖賢書，慚愧，慚愧。此法回去後，老朽便立刻稟明大都督，定然按照殿下的辦法施爲上書，一字不易！”
聊完了攤丁入畝的初步推行藉口，鍾允章稍微整理了一下思緒，便問起了下一項要求：“上書奏請增開科舉，倒是可以理解，只是不知這‘鄉試’的名目，又是何解？”
吳越國沒有建號稱帝，自然沒有科舉。但是如果因此就覺得吳越國沒有選拔人才任官的考試製度的話，那便大錯特錯了。
武肅王錢鏐一朝因爲是馬上得天下，對科舉的要求確實不多，偶爾有文官需要從寒門之中拔擢，也都是看誰名氣大，就直接舉薦，甚至由國王如同“三顧茅廬”一樣去延請，大名鼎鼎的唐末文人羅隱，便是這麼在吳越國出仕的。不過此後，從文穆王錢元瓘時期以來，吳越國便開始逐步有了選拔文官的考試，只是明目上叫做“錄科”。
錄科考試並非常制，而是等到確有文官位子空缺出來之後，纔會舉行，用多少錄取多少，考上之後，直接就任命官職。這個制度按說含金量還是不錯的，只是因爲不常設，所以缺乏儲備讀書人才的作用，也不能儘可能留住多的讀書人。幸好五代十國時候，吳越國那幫姓錢的宗室各個都是學霸級別的人物，讀書都很牛逼，這纔沒有導致吳越國文人不夠用的問題。
說句題外話，歷史上太平興國三年、錢弘俶納土歸宋投降趙光義之後，他帶去入宋的子侄宗室足足數百人，其中大部分都是沒有資格在北宋直接獲封爵位的。但是即使如此，錢氏宗族三代之內靠科舉考試正式考中進士的，就有近百人之多——這固然和宋初時候，北方人讀書不好、南唐讀書人又在唐宋戰爭中多遭屠殺、後蜀讀書人多喪於全師朗、王小波、李順等多次起義有關。但是從一個側面也可以看出，吳越人在宋初時的讀書能力完爆北方人甚多。
“所謂鄉試，便是一種新式的‘選貢’制度——未建號稱帝的，不得開貢試、錄取進士、明經、明法諸科士人，但是按照朝廷祖制，各道依然是要選出貢士前往京師參加考試的。孤所謂的‘鄉試’，便是一種在各道自行組織的初級選拔考試。考中的人員，由各道命爲‘舉人’，以待時機成熟時進京參加朝廷的貢試——當然，鄉試不比錄科，哪怕文官沒有空缺，也可以每年或每三年舉行一次。獲得舉人資格者，即使沒有進京參加最終的貢試，依然可以在我吳越國直接任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