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大位之爭，各方勢力不惜施以明槍暗箭，但這些黑暗的宮廷政鬥會被牢牢鎖在深宮大殿之中，不傳於世。能在史籍上大書特書，且遍告世人的，自然是那些貌似“高大上”的正面消息。
九卿終於就誰繼大統一事達成了共識，他們率文武百官合辭請於皇太后：
“聖駕北狩，皇太子幼衝，國勢危殆，人心洶涌。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請定大計，以奠宗社。”
皇太后批答：“卿等奏國家大計，合允所請，其命郕王即皇帝位，禮部具儀，擇日以聞。”
百官奉皇太后旨，跑到郕王那裡勸進，郕王照例要辭讓再三，直到于謙等人力請之後，郕王才點了頭。
正統十四年九月初六，郕王正式即位，是爲景泰皇帝，定於明年改國號爲“景泰”。
因情勢危急，登極儀典一切從簡，免各地官員赴京朝賀。景泰帝詔諭百姓，大赦天下。
“朕以皇考宣宗章皇帝仲子奉藩京師，比因虜寇犯邊，大兄皇帝恐禍連宗社，不得已親征，敕眇躬率百官居守，不幸車駕誤陷虜廷，我聖母皇太后務慰臣民，已立皇庶長子見深爲皇太子，命眇躬輔，代總國政。皇親、公侯伯暨在廷文武羣臣、軍民耆老、四夷朝使，復以天位久虛，神器無主，人心惶惶，莫之底定，合辭上請早定大計，皇太后以太子幼衝，未遽能理萬機，移命眇躬君臨天下······”
“眇躬”是皇帝謙虛的自稱。景泰帝自然不會只顧着謙虛，他要替自己的登極找足合法性理由，除百官勸進、皇太后移命這些理由之外，後文中還提及他是受命於正統皇帝，這屬於不得不說的“謊言”，否則，若不經正統皇帝“授意”，景泰帝就直接登極，那將會把正統皇帝置於何地？
朝中百官常說“社稷爲重”，隱去了“君爲輕”這句話，實屬迫不得已而爲之。孟子的“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這句話是有時代背景的，那個“君”字是指諸侯國國君，並不是指天子。在孔子、孟子二人的心目中，當時的周天子可是神一般的存在
，從《春秋》一書中可以看出，孔子極力維護着周天子的神聖形象。而孟子雖敢於直斥夏桀、商紂，但對周天子卻是諱莫如深。
大明是一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國家，這與分封制時代不同，天子即國君，國君即天子，此時再提“君爲輕”，還真不能從經典上找出不容置疑的依據來。
如此一來，朝中君臣不得不編出一個理由，說景泰帝的即位得到了正統皇帝的授權，這一謊言必將經受時間的檢驗，也給日後的政爭埋下了隱患。
當然，景泰帝還來不及想那麼多，他要首先亮明自己的施政理念，故而頒佈的這道詔敕明顯不同於以往各帝，篇幅極長，卻鮮見漂亮的官話，相反，它極富人性化。後文總的意思是要文武百官愛護士兵、善撫百姓，舉賢任能，不得濫舉。對六十歲以上的在京各色人匠、陰陽、醫士、廚役，不堪供役者一律放免；全國七十歲以上無男丁侍養者，由各級官府供養；八十歲以上者，給與絹二匹、錦二斤、酒一斗、肉十斤，當地官員須定時上門慰問。
這一詔敕表明景泰帝痛定思痛，決意將“民惟邦本”的理念付諸行動，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僅僅停留在口頭上。
然而，景泰帝的權力基礎十分脆弱，只有守住北京，他才能坐穩帝位，若能進而使得大明中興，則會文治武功，青史留名。反之，若京城不保，被迫南渡，他的下場恐怕會狼狽不堪。
說到底，景泰帝是臨危受命，接手的是一個爛得不能再爛了的攤子，沒有與社稷共存亡的志向，他是絕對不敢接盤的。從這層意義上講，當初的再三辭讓透露出了他內心的焦慮感，並非全是作秀。
恰在這個時候，朝中源自土木堡兵敗的義憤與激情漸漸散去，各類雜音相繼傳來。不少老臣向景泰帝施壓，逼他與瓦剌人媾和，還有人出言尖銳，逼他設法迎回上皇的聖駕。
他在用人上也受到了某些人的抵制。內閣首輔曹鼐捐軀，馬愉早已病故，陳循推薦商輅、彭時入閣，充實閣僚，但身爲正統十二年新科狀元、接受過正統皇帝禮待的彭
時公然抗旨，不願入閣。
而北境一片亂象，到處都是腥風血雨，邊軍只能躲在城堡內閉城自保，無數邊民正遭受着瓦剌鐵騎的蹂躪，景泰帝爲此憂心如焚。僅在山西一地，大量邊民逃入山中避難，但韃賊四處搜山，殺害邊民數十萬，搶走牛羊騾馬數十萬頭。
面對殘酷的現實，景泰帝須做出歷史性的抉擇，爲此，他傳來於謙與朱祁銘，就內亂與外患孰輕孰重、孰急孰緩給出最後的決斷。
在朱祁銘看來，有于謙在場，自己只須做個聽衆即可。
果然，于謙不負所望，對時局做出了清晰的判斷：“啓稟陛下，如今府庫空虛，平定內亂與抵禦外侮難以兼顧。也先狼子野心，慾壑難填，大明萬不可對他心存幻想。而江南叛民其行當誅，其情堪憫，當初朝廷定下剿撫並舉、以撫爲主的策略，但有司不得其法，一味用強，致使內亂愈演愈烈，望陛下明鑑，而今安撫叛民還來得及。”
“朕正有此意！”景泰帝興奮地站了起來，“傳朕敕諭：‘朕體上天好生之心，一視同仁，無間遐邇。乃者福建、浙江、湖廣、廣東、貴州等處頑民反叛，劫掠鄉村，爲盜不已，究其所由，皆因有司不能撫治所致。朕即位之初，已嘗大赦天下，尚慮謀反大逆赦所不原者，無由自新，官兵累歲誅殺，非朕體天好生之意，茲特頒恩，自詔書到日，凡常赦所不原者，不分首從，鹹赦除之，悉令復業······”
本來，叛逆罪不在新君登極時的“大赦”之列，但景泰帝仁心大發，破例施恩，不分首從，只要叛民願意接受安撫，一律既往不咎。
這道恩旨對時局的影響具有重大意義，清晰地表明瞭景泰帝的治國理念，那便是“對內懷柔，對外用強”！
事後證明，對叛民破例施恩，效果極佳，不出倆月，浙閩一帶的內亂便日漸式微，遠征的京軍得以脫身回京，大明得以集中力量對付瓦剌這隻喂不飽的野心狼。
當然，這是後話。此時的朱祁銘心中有分釋然，告退後，就想如約赴東安門外見那些勳戚子弟。
（本章完）